现在当我们打开中国地图的时候，可以看到陕西和云南之间隔着一个四川，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有上千公里。要是把时光往回追溯六七百年的话，这两个地方还真的会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不是地理状况发生了变化，而是行政区划所导致出现的情况。
翻阅《明史·地理志》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比较有意思的。在明朝初年云南北部的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都被划分在四川布政使司的名下。那时候的四川省好像长臂猿一样，胳膊伸展到金沙江以南的地方，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云南昭通这一带。如此一来陕西最南端的镇巴县，和四川所代管的云南土司的地界，就仅仅隔着一串大山了。
我认为这种跨省托管具有实用主义的智慧。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对于三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适宜让当地的土著人管理而不适宜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去管理的政策。也就是让当地世代承袭的土司来管理具体的事务，在行政方面先隶属于四川。这是因为四川开发得比较早，治理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如同现在大型集团收购新的公司，先挂靠在成熟的事业部进行过渡一样。
这种安排是存在前因的。在南诏国的时候，云南的政权曾经向北进行控制过四川的西南部地区。在大理国时期，其疆域的西北部和吐蕃相互接壤，并且吐蕃的势力范围有的时候能够延伸到接近陕西的地方。但是明朝初期的情况更为特殊：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发达的四川，反过来对云南的新归附之地进行管理。
在清朝雍正年间出现了很具戏剧性的变化。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也就是要把土司所拥有的地盘改变成为朝廷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的流官制度。云贵总督所管辖不了的东川、乌蒙、镇雄这三个府，在1727年直接划给了云南。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四川那较长的手臂就收缩回去了，陕西和云南也就完全没有了联系。
血脉之间的联系是无法被断绝的。在昭通古城之中存在着一座陕西会馆，这座会馆在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1759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会馆里有着飞檐翘角的戏楼，还有用青石板铺就的天井，直到现在还能够让人回想起当年陕商所带来的秦腔。要知道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当中，有不少陕西人沿着长江、金沙江进入云南开展商业活动，并且开辟了著名的茶马古道。他们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将两个省份的文化基因悄悄地进行融合。
这么一看，行政区划存在着变化情况。陕西和云南之间的直线距离比较远，但是在文化方面却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两个省份交界的地方都喜爱演唱山歌，饮食当中都具有花椒所带来的麻香味道。这些细节要比地图上的界限更具有趣味。
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所说的接壤，不只是地理方面的概念。陕西的青铜器纹样出现在滇文化贮贝器上，大理的贝币穿过四川出现在黄河流域，这种跨越千里的互动，也许就是更为深入层次的连接。如同茶马古道上很多骡马，它们驮着茶叶和丝绸，把横断山脉的褶皱走成了平坦的区域。
要是下次听到云南官渡的方言里有关中腔，或者在陕西面食里尝到云南火腿的鲜味，不要觉得奇怪。历史的神奇之笔，已经把两个看起来相距很远的省份，书写进了同一段注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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