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一个人说起，唐太宗李世民。
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个垫背的，他表叔，隋炀帝杨广。
大业八年，也就是公元612年，杨广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东北的高句丽。
那场面，旗子一展开，能把太阳都给遮住；人喊马嘶，几百里地外都能听见动静。
杨广坐在他那金碧辉煌的龙舟上，心里琢磨的，是怎么把秦皇汉武都给比下去，建一个前无古人的大功业。
可辽东那地方，邪性得很。
老天爷不给面子，不是下暴雪就是下大雨，路烂得跟一锅粥似的。
隋朝的兵，个顶个都是中原的好汉，可到了那儿，水土不服，加上后勤跟不上，饿死、病死的，比战死的还多。
最惨的一仗，在萨水边上。
三十多万人的队伍，被高句丽人一顿猛捶，活着跑回来的，不到三千人。
仗打输了，也就罢了。
可高句丽人接下来干的事，才叫真正的扎心。
他们把隋朝士兵的尸骨，成千上万地收拢起来，混上泥土，在边境上堆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京观”。
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用敌人的骨头堆起来的炫耀战功的土堆，一座白骨堆成的纪念碑。
这玩意儿直愣愣地戳在那儿，绵延十几里地，像一个巨大的、无声的嘲讽，天天对着中原方向。
对于讲究“入土为安”、“魂归故里”的中原人来说，这比战场上死了还难受。
几十万的兄弟爷们，就这么被扔在异国他乡，连个坟头都没有，还被敌人当成战利品展览。
这口恶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杨广自己最后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可他留下的这笔烂账，这口恶气，还有那座白骨京观，全都甩给了接盘的李家。
时间一晃，到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年在玄武门赌命的秦王了。
他已经是大唐的皇帝，把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按在地上摩擦，四方番邦都上赶着给他戴高帽，尊称他为“天可汗”。
按理说，他该志得意满，享受太平盛世了。
可他心里，始终有根刺，就是东北方向那座白花花的骨头山。
只要那玩意儿还在一天，大唐的荣耀就总像缺了一块。
他觉得，前朝的兵，也是华夏的兵。
他们回不了家，这事儿，他这个后继的皇帝得管。
于是，李世民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没派兵，而是派了一拨文官，带着香烛祭品，客客气气地去找高句丽人，说我想把我这边的兄弟们的尸骨收回来。
高句丽那边一看，天可汗都发话了，也不好太驳面子，就答应了。
唐朝的官员们到了辽东，看着那座和泥土、野草混在一起的白骨京观，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他们雇了人，小心翼翼地把骸骨一根根挖出来，擦干净，用棺木装好。
还请了和尚道士，在原地做了好几天的法事，超度这些飘荡了二十多年的亡魂。
然后，一船一船地，把这些棺木运回了中原，隆重下葬。
这件事，动静闹得很大。
李世民等于是花钱花力，给前朝的死人办后事。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天下所有人，也告诉高句丽：只要是我华夏的子孙，不管死在哪，都得给我回家。
前朝皇帝没办成的事，我来办；前朝丢掉的脸，我来捡。
你们高句丽用野蛮的法子炫耀，我用文明的法子收场，这就是大隋和大唐的区别。
他以为，这场跨越朝代的安魂曲，能给那段屈辱的历史画上个句号。
他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做足了，既显了仁义，又显了国力。
可他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又过了十几年，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高句丽那边出了个狠人，叫渊盖苏文，把国王给宰了，自己当了老大，还越来越不把大唐放在眼里，时不时就到边境上搞点小动作。
李世民忍无可忍，决定亲自带兵，去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唐军出征，那叫一个势如破竹。
李世民自己就是马上皇帝，指挥打仗是老本行。
大军一路推进，连克好几座重镇。
军中上下，士气高昂，都觉得这次能一劳永逸。
直到有一天早上，晨雾还没散干净，李世民骑着马，巡视一处刚刚攻占的战场。
马蹄踩在泥地里，溅起的泥点子带着血腥味。
他低头一看，瞳孔猛地一缩。
泥地里，散落着一些没来得及掩埋的白骨，看样子有些年头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立马叫来当地的降将一问，果然，这些还是当年隋朝兵士的遗骸。
那一瞬间，李世民什么都明白了。
他十三年前搞的那个“收尸”仪式，在高句丽人眼里，可能就是个笑话。
你前脚把那座大的京观拆了，我后脚照样把你们人的骨头扔得满地都是。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轻蔑和不在乎，根本不是一场仪式就能改变的。
他以为的文明感化，在对方看来，或许只是软弱可欺。
那份埋藏在心底深处，属于整个中原王朝的耻辱感，在这一刻被彻底引爆了。
他眼里的温和与悲悯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怒火烧得发红的冰冷。
他猛地勒住缰绳，转过头，对着身边的李勣、长孙无忌这些大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了那道命令：“传我旨意，此地周围，所过之处，尽数焚毁，鸡犬不留！”
这道命令，跟后来史书上修饰的“方圆十里，寸草不留”意思差不多。
它不再是文明的对话，而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力量宣告。
你不是喜欢用尸骨来羞辱我们吗？
那好，我就让你这片土地上连根草、一间能住人的房子都找不到。
我让你连炫耀的资本，甚至生存的基础，都彻底给你毁掉。
唐军的执行力是可怕的。
命令一下，大火就烧了起来。
村庄、田地、粮仓，一切能烧的东西，全都化为焦土。
高句丽人赖以为生的根基，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一片黑色的死地。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李世民在下达这道冷酷命令的同时，又补充了一道严令：禁止士卒随意掳掠和伤害已经投降的平民。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摧毁高句丽的战争潜力和国家意志，而不是搞无差别的大屠杀。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命令，恰恰体现了李世民的可怕之处。
他既能用雷霆手段进行彻底的毁灭，又能用理性的规矩来控制毁灭的边界。
每打下一座城，烧完该烧的，立马就有官员跟进，清点户籍，安抚百姓，建立新的统治秩序。
毁灭只是过程，建立一个属于大唐的新秩序，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这一趟亲征，李世民虽然在最后的安市城下吃了瘪，没能一战灭国。
但他的焦土政策，已经把高句丽北部的战争潜力打残，更重要的是，把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打进了高句丽人的心里。
火焰最终在辽东的土地上熄灭了，但安市城的城墙依旧坚固。
那位亲手点燃大火的天可汗，最终还是在坚城之下，无可奈何地掉转了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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