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兵败如山倒”，但有时候，一场彻底的败仗，反倒能催生出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1927年，秋天。
湘赣边界的山路泥泞难走，一支军队的士气比这路还要烂。
这支队伍的名字叫得响亮，“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出发的时候浩浩荡荡五千多号人，扛着红旗，要去长沙城里闹革命。
可这才半个多月，就像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
四个团，打散了，叛变了，剩下的连一千人都凑不齐。
队伍里，有个跛着脚的人走在最前面，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他就是毛泽东，34岁，这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前不久在浏阳躲避追捕时，他的腿受了伤，现在一瘸一拐，每走一步，脚踝都钻心地疼。
但跟心里的疼比起来，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上什么。
他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声音。
不是风声，也不是鸟叫，是士兵们压低了嗓门的嘀咕。
“还跟着走干啥？
枪都快当烧火棍了。”
“不如跑了，回家还能赶上种晚稻。”
这些话像小虫子，不停地往他脑子里钻。
他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支队伍正在从内部腐烂。
问题出在哪？
他一路都在想。
这支军队的架子，还是老军阀那一套。
官是官，兵是兵。
当官的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
当兵的呢，不少人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谁发饷跟谁走，什么革命，什么主义，太遥远了。
党的领导呢？
有，但只到团一级。
就像一件大衣，只披在了军队的肩膀上，里面的身子还是冰凉的。
命令传不下去，思想更是扎不进根。
每天晚上，都有人连人带枪地消失在山林里，成排成班地跑，拦都拦不住。
这支军队就像一个漏水的木桶，眼看就要散架了。
就在这一片愁云惨雾里，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怪事。
有个连队，从起义那天算起，硬是一个逃兵都没有。
这就是原先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留下来的一个连，现在是第一团第一营的第一连。
在整支部队都像得了瘟疫一样疯狂“减员”的时候，这个连队简直像个怪物。
毛泽东开始留意他们。
行军的时候，别的队伍拖拖拉拉，这个连的队形始终不乱；宿营的时候，别的营地吵吵闹闹，这个连的岗哨站得笔直，营区里安安静静；一遇上战斗，他们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最后一个撤下来。
更让他好奇的是，这个连队的气氛不一样。
他好几次看到，休息的时候，连里的士兵会围成一圈，不像别的兵在赌钱或者吹牛，他们居然在开会讨论。
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为啥子要革命？”
“打死了到底值不值？”
“地主家的粮食凭什么我们不能吃？”
这些问题，在别的连队想都不敢想。
毛泽东心里一动，他觉得，解开眼下这个死结的钥匙，可能就在这个连队里。
他打听了一下，这个连的当家人，是个叫何挺颖的年轻人。
何挺颖，22岁，陕西南郑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
这可是当时响当当的“红色学府”，他的老师里，就有瞿秋白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见到他时，第一印象是个白面书生，文质彬彬的，说话轻声细语，一点没有行伍之人的粗犷。
可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却带出了一支钢筋铁骨的队伍。
毛泽东不露声色，他想自己看看。
他发现，何挺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但又很绝。
这个连队里，党员特别多，差不多三个人里就有一个。
而且这些党员，不只是当官的，全都下沉到了班、排里。
他们跟普通士兵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操练，没什么两样。
但一有事，就不一样了。
行军累了，是党员在旁边打气；吃饭缺粮了，是党员先把自己的那份分出来；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也准是他们。
他们就像是这个连队里的一根根钢筋，把所有人都牢牢地串在了一起。
一个念头，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一支军队的魂，不在于将帅的威名，而在于它最底层的细胞有没有力气。
时间走到1927年9月29日，这支残破的部队终于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小山村——三湾。
毛泽东决定，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当晚，他在借住的村民刘日九家的阁楼上，点了一盏昏暗的油灯，让人把何挺颖找了过来。
阁楼很小，两个人几乎是促膝而坐。
毛泽东开门见山，他盯着这个比自己小了一轮的年轻人，问道：“挺颖同志，我就想知道，你的连队，为什么拉不散？”
何挺颖似乎早就料到有此一问，他稍微想了想，用他那特有的、既温和又笃定的语气说：“报告委员，我觉得，靠的是党。
我们连之所以稳，是因为党的根子扎得深。
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排都有党小组，连里有支部。
党员就是骨头，骨头硬，队伍就散不了。”
这番话，跟毛泽东这几天的观察不谋而合。
他点点头，把烟袋锅在桌上磕了磕，接着问了那个最要命的问题：“那为什么，整个部队，党抓不住兵？
人心抓不住？”
何挺颖的回答，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毛泽东心里所有的困惑。
他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组织形式有问题。
党组织只建在团一级，离士兵太远了。
委员您想，一个团上千人，就那么几个党员干部，怎么管得过来？
党的主张，党的纪律，根本传不到每个兵的耳朵里。
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喊话，底下人听不见，自然也就没反应。”
他顿了顿，看着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道：“要把党支部，建在连上！”
这七个字，掷地有声。
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的眼睛亮了。
他猛地一拍大腿，这不就是他苦苦思索却没能捅破的那层窗户纸吗？
把党的最小单位，直接插进军队的最基层单位，让党和士兵之间再也没有距离。
何挺颖接着往下说：“不光如此。
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经济要公开，官兵要平等。
让当兵的感觉到，这个队伍是他们自己的，不是给哪个官长当炮灰的。
这样，他们才不会跑，才会真心实意地跟着我们干革命。”
那一夜，一个34岁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和一个22岁的连队党代表，在三湾村的阁楼里，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会师。
何挺颖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为毛泽东的理论思考提供了最坚实的证据。
而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则让何挺颖的这套办法，有了在全军推行的可能。
第二天一早，三湾村的一块叫“枫树坪”的空地上，气氛严肃。
七百多名官兵稀稀拉拉地站着，看着站在一张八仙桌前的毛泽东。
桌子上，堆着一堆白花花的银元。
毛泽东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同志们，现在，我宣布几件事。
第一，队伍要整编。
想继续革命的，留下来。
不想干了的，想家的，每个人发五块大洋路费，现在就可以走，我们不勉强。”
队伍里一阵骚动。
接着，他宣布了第二件事：“从今天起，我们的军队要变个样子。
党支部要建在连上，每个班都要有党的小组。
党要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最后，他提高了声音：“第三，官兵平等！
成立士兵委员会，管伙食，管经济。
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大家都是革命同志，谁也不比谁高贵！”
一番话下来，有人犹豫，有人动心。
最终，几十个人走上前，领了银元，默默地离开了队伍。
剩下的人，虽然只有七百多了，但他们的眼神变了。
留下来的，不再是混饭吃的兵油子，而是真正愿意把命拴在这支队伍上的革命者。
这就是“三湾改编”。
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掉了这支军队腐烂的部分，也为它植入了全新的灵魂。
改编后，何挺颖众望所归，被任命为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党代表，和毛泽东一起，领着这支脱胎换骨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发。
这套制度的威力，很快就在井冈山的血与火中得到了检验。
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敌军四个团围攻，山上守军只有一个营。
正是何挺颖和团长朱云卿，靠着“支部建在连上”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硬是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保住了根据地。
捷报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写下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诗句。
这“岿然不动”的底气，就来自三湾枫树坪下那次刮骨疗毒般的改变。
可惜的是，那位在至暗时刻为革命点亮明灯的年轻人，却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
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进军途中，何挺颖在大庾战斗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
次日，在转移途中不幸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他牺牲时，年仅24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