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2日凌晨，珠江口上空厚云翻滚，雷光不断，广州白云机场灯火却亮得刺眼。机坪边，一架伊尔-14螺旋桨运输机静静待命，螺旋桨尚未转动，周围已站满了忙碌的地勤。短促的引擎预热声里，施丽霞按惯例检查最后一遍操纵、油量、收放挡位，一丝不苟。
灯光尽头出现几辆吉普，刹车声刚落，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迈步下车。他的鞋底还沾着泥，显然刚从受灾点返回，脸色凝重。走近后，他只和机组一一握手，目光掠过施丽霞，没寒暄一句，转身踏上舷梯。冷场不足三秒，舱门砰地关上。旁人疑惑，却没人多问，抄起耳机便开始起飞程序。
要弄懂这个画面，得把时间拨回三十一年前。1928年10月，上海崇明岛秋风萧瑟，贫困人家添了女婴——施丽霞。家里靠捕鱼、补网糊口，学费总是最大奢望，姑娘只念到初中便辍学。但码头与弄堂交织的生活，给了她认识世界的另一套课本：租界宪兵、地下党秘密接头、卖报孩子奔跑的身影，无声提醒着什么是“乱世”。
1949年春，解放军进军江南，十九岁的施丽霞跟随接管部队出发，报名空军。那时“女兵”仍属稀罕，招募表后面排着长队，很多人惊讶她的执拗。“想飞？”新兵连指导员挑眉，她点头：“想。”一句干脆，扛着被褥进了队伍。
1951年11月，第七航校毕业，施丽霞分到四川某运输航空兵师。川陕山谷云雾难缠，飞行员常说“能在西南活下来，去哪儿都不怕”。一年后，她调往北京南苑独立团，执行要客运输、航测、夜航。南苑有苏联顾问坐镇，惯用一套严苛的打分表。顾问斯道尼科夫最初翻着资料摇头：“女生？航时仅三百？不放心。”
一次例行考核，清晨八点一刻，伊尔-12滑出跑道。顾问坐右座，神情淡漠。四转弯前，他悄悄拉下3M电台电门，想看她怎应对“盲飞”。两次呼叫塔台无果，施丽霞立刻排查插头、保险丝，几秒后重新合上电门。“1567呼叫红城！”耳机中嘈杂信号恢复。顾问低声“Хорошо”，露出少见的笑。落地后，他拍着她肩：“姑娘，技术过关！”
随后两年，她成了“全天候机长”，夜航、山地穿云、低空投送样样拿手。1959年初，空军调她率队赴广州，为广空培养领航员。行前，她特地装了几本航路图，没料抵达仅三天，工作全被暴雨打乱。
五月末以来，珠三角雨量破纪录。东江漫堤，西江、北江瞬间告急，狭窄圩田被水墙吞没。省防总值班电话几乎整夜不歇。陶铸奔走各地，泥浆堆在裤脚。6月12日，他决定空中侦察灾情，必须立即起飞——这才有了那个简短到近乎无礼的会面。
飞机升到千米高度，雨幕被抛在后方，灰黄色洪水像铺开的铁皮。十分钟后，陶铸推舱门钻进驾驶室，声音压得极低：“高度再降，二百米，看不清。”施丽霞点头，把油门稍收，螺旋桨哨音拉长。揭阳、榕江一线尽收眼底：街巷成汪洋，瓦片冒出水面，群众举着木盆、床板示意求援。有人挥红布条，有人吹铜哨。机舱沉默，副驾驶喉结上下翻动，却一句没说。
返回白云后，陶铸依旧沉着脸，快步下梯上车。谁都理解，那份沉默不是不敬，而是重压。次日天未明，调度室一纸命令：博罗、高要、增城三个投送点急缺口粮。施丽霞领到座标，抓起飞行手册便跑。机场临时堆放了大米、压缩饼干、药品，全部套帆布袋。她与投送员迅速对口令：“二号口，开！”货舱门滑开，第一批空投装袋挂好。
上午九点，伊尔-14越过群山。山头挤满转移群众，他们用草绳绑木杆支起简易旗，红字写着“缺粮”。飞机压低至八十米，袋子一件件滑出，破空而下，砸进约定位置。飘落不久，山坡上出现新的白灰字：“毛主席派来的神鹰”。投送员透过侧窗激动地摆手，声音哽住，只憋出一句：“准！”
那一天，她往返六趟，几乎没喝水。广空指挥所记录显示：施丽霞机组总投送17吨，无一包落水。黄昏收工时，机身油漆被雨打得花白，螺旋桨还散着热气。停机坪灯下，陶铸赶来，轻声说：“今天，广东欠你们一句谢谢，也欠你一句对不起。”话音未落，他举手敬礼。施丽霞愣了半秒，同样回礼，什么也没答。
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出现“南粤空投群像”，纪录短片《人定胜天》在各地礼堂放映。观众对着荧幕里那架伊尔-14鼓掌，一遍又一遍。机组的名字成了救灾数据之外的注释。
1960年代，施丽霞调任教官，把自己总结的“山地低空曲线”传给年轻学员。许多人第一次夜航归来，脱下飞行帽便说一句：“施教员那套口诀真顶用。”1982年，她办理离休，仍常往机场跑，检查课目，纠正新人动作。2006年冬，她在北京病逝，遗体告别大厅铺着一面蓝色幕布，象征天空。
施丽霞的飞行记录表，最后一页停在22876小时。数字背后，是洪水夜空下的一次握手、一次沉默、一次转身。这些细节没有被洪水带走，它们被牢牢写进中国空军史，也留在那一年珠三角的滔滔江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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