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苏轼参加了由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省试（省试：唐宋时期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中央一级科举考试，类似于今天的全国高考），其作品《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欧阳修称赞有“孟轲之风”，本拟把该文定为第一名，由于猜想此文可能是其门生曾巩所写，出于避嫌，忍痛将其降为第二。
当年三月，苏轼又参加了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成绩位列乙科，被赐进士出身。虽然殿试排名苏轼并非状元，但其与弟弟苏辙的策论依然深深打动了宋仁宗，看完二人试卷仁宗忙不迭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能同时打动文坛领袖与皇帝，足见刚刚崭露头角的苏轼文章才华之高。
时光流转，科举制度到明清时期发生重大转变，八股文成了科考的核心文体，也因此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声音，偏有老学究认为苏轼文章写得不好，理由是“不合八股规范”。
清朝老学究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若以明清八股文标准衡量，苏轼那篇曾高居省试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确算不上一篇合格的八股文，更遑论优秀。
今天说说八股文。
什么是八股文？为什么现代人一说到八股文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僵化”“扼杀人才”这类字眼？
所谓“八股文”，乃明清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因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而得名。除此之外，八股文在内容上要求必须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依据，代圣贤立言，不得有个人见解；句式、字数亦有严格限定。
破题，即开篇用两句话点明题目要义，但不可直接引用题字，需简洁点出主旨，为文章总起；
承题，即承接破题之意，通常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
起讲，即开始代圣人立言，阐述题目的核心道理；
入手，即正式议论之前用一两句话引出下文；
起股，即正式进入议论段落，到这个时候，文章才开始表达一点作者自己对圣言的理解；
中股，属于全篇核心段落，内容要深刻阐发题旨，是全文的议论重心。
后股与束股，即承接中股的论点进一步补充论述，并对全文论述进行收束总结，以做到首尾呼应。
八股文的结构，就像一个两头尖、中间鼓的纺锭。
如何评价八股文呢？所谓“存在即合理”，八股文存在了400多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积极的一面：使科举考试的评判标准具有可操作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考试的公平性，同时训练了士子们的逻辑思辨与文字驾驭能力；消极的一面：内容和形式均过于僵化，严重束缚了士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以此选拔的官员多不具备经世致用才干。
为什么明朝科举要推行八股文体呢？除固定文体格式及答题规范能减少阅卷官的主观判断偏差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出于统一士子思想，八股文限定以程朱理学对“四书五经”的注解为标准答案，杜绝异端思想的传播，以此实现读书人思想同质化，对政权稳固有利。
其实，八股文在“议论说理”功能上与今天我们常说的议论文有相似之处，只是它对文章格式的规范过于严苛且不得突破。“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其实可以归结为“起、承、转、合”，这不正是中学语文老师一再给我们强调的吗？八股文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对读书人逻辑思辨与文字驾驭能力的专业训练，你发现没有：明清的官员，且不说他能力及政绩如何，都能写一手比较像样的文章却是事实，而这正得益于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今天，不少官员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训练。
八股文的问题主要出在内容上，必须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依据，必须鹦鹉学舌一样地阐释古代圣贤的言论，完全不许发挥个人独立见解，这才是八股文最为后世所诟病的。
所有的文章诗词都有一个形式与内容关系的问题，形式要有，但形式不能大于内容，更不能伤害内容，我们对八股文的着眼点不能只盯着形式不放。比如，律诗就有严格的要求，句数固定、押韵规范、平仄协调、对仗工整，否则不成其为律诗。宋词也一样，为什么会有词牌名？词牌名就是用来限定句数、字数、平仄、押韵、对仗及句式节奏的，每个词牌都对应一套固定的格律模板，不同词牌的句数、每句字数都有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增减，比如《如梦令》33字、7句，《沁园春》114字、14句，《卜算子》上下阕各22字、4句，等等。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是宋词。
所以，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八股文，就像不能因为有人拿刀杀了人就禁刀一样。
比如，就有人用八股文体写出了像样的文章，明万历二十六年殿试状元赵秉忠的《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全卷2460字，以“实政+实心”立论，结构严谨、切中时务，堪称八股文范文。明正德六年状元杨慎的《殿试对策》，熔仁政、实效、权变于一炉，纵论文武兵农制度演变，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观照。清光绪二十九年状元张謇的《殿试对策》，聚焦国计民生与实业救国，既符合传统义理又有近代视野。
再想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命题作文是可以天马行空随便写的吗？也不是，所以完全否定八股文是不对的。
重新回到文章标题，《刑赏忠厚之至论》无论文章的思想深度、逻辑严谨性与文辞功底，都堪称宋代科举策论的典范，其治国施政应秉持“忠厚”原则，刑罚要力求宽缓、赏罚要注重仁德，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的核心论点，可谓切中治国要义，引经据典与说理思辨结合得非常好。但是，若以八股文的标准评判此文，则完全不符合要求。
首先，该文无八股对仗结构，全文为自由的论说文体例，没有破题、承题的固定开篇，更无起股、中股等对仗段落的硬性安排，行文随论点自然铺展。
其次，命题与义理不拘泥，文章虽援引经义，却不局限于“四书五经”单一文本，还融合了《尚书》《诗经》《春秋》等多经典内容，且立论基于苏轼对“忠厚治国”的独立思考，并非照搬程朱注解。
第三，文风兼具才情与思想，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表述，是苏轼为佐证观点的虚构，这种跳出经典注疏的写法，在八股文体中是绝不可出现的。
所以，假如苏轼起死回生参加明清科考，估计第一轮就得淘汰出局，并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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