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我是知道的。在石头城的风雨里，立着一个堂皇的招牌，叫作“南京博物院”。人说，它是华夏三大博物馆之一，源头可以追溯到民国二十二年，由蔡元培诸先生倡议，唤作“国立中央博物院”。这名头是极响亮的，什么“最早”、“第一座”、“国家级”、“重点保护”，金晃晃的牌匾挂了一身，仿佛一座由青砖与琉璃瓦砌成的、密不透风的荣光。
然而荣光的底座，有时也生出些幽暗的、曲折的裂隙，像年久失修的老屋椽子上，悄悄蔓延的霉斑。
前些时候，听说了一桩事。一九五九年，一位唤作庞莱臣的收藏大家，他的后人，将百余件家藏古画，慨然捐给了这博物院。这原是一段佳话，带着些“宝剑赠壮士”的古风。可近来，庞家的后人却在北平的拍卖场上，赫然见到了当年捐出的旧物——一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画还是那幅画，只是身上已沾了拍卖行的铜光与看客们热辣辣的眼色。于是后人一纸诉状，将这荣光的博物院告了上去。官家便也成立了调查组，只是这调查的门，是朱漆的，沉重得很，里面的光景，外头的人看不真切。
这倒让我想起另一桩旧事，约莫是几十年前了。那时节，风气的移易是悄然的，像暮春的柳絮，看不见，却沾得人满头满身。有些重新回到“雅座”上的人，历经了漫长的荒芜，忽然对古字画生出一种温存的、近乎贪婪的亲近来。他们不再满足于隔着玻璃的遥望，定要“请”到自己的书房里，朝夕相对，仿佛那画中的山水花鸟，真能慰藉些什么。
这便苦了当时的一位院长，姚迁。他是个读书人，脸上刻着江苏水乡那种温和的执拗。院里自有铁的规矩：国之重器，概不外借。可当“省里的领导”开了金口，这铁规便忽然化作了绕指的柔丝。姚迁是无奈的，他大约也晓得“断然拒绝”的代价。于是，他只得取了一个最笨的法子：借，可以；但须一笔一画，记得分明。谁借的，何时借的，借了哪一件，他那本笔记本上，记得如同刻石般工整。
到了日子，他便去催。打电话，或是登门，语气是谦和的，态度却是硬的。一次不还，便催两次；两次不还，便催三次。那些墨宝，在雅致的书斋里，是清供，是风雅的点缀；在他心里，却是一笔笔悬而未决的债，压得人夜不能寐。日子久了，债主未曾焦虑，借债的“雅士”们倒先“有些不高兴”了。风雅的事，一沾上这般执着的追索，便仿佛变了味，生出些不信任的、扫兴的尘芥来。
将一座大厦的根基，系于一人风骨之上，终究是险事。一九八四年，这位催债的院长，自己却先背上了“剽窃”的恶名。对于视名节重于性命的人，这便是一柄剔骨的刀。调查，谈话，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合围。终于在一个十一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将生命的重量，挂上了一根绳索。他用自己的死，为那本催债的笔记，画下了一个沉黑而决绝的句号。他守护的边界，随着他的倒下，也悄然坍圮了一角。
他死后，那本笔记想必是合上了。一种“何必太认真”的空气，便从那坍圮的缺口，丝丝地透了进来。于是，便有更不堪的事发生。不过几年，一个叫陈超的保管员，竟轻松盗走了馆藏十九件宝物，价值巨万。案发后，此人被依法处决，一颗子弹，了结了这场赤裸的盗窃。
你看，从面对权力的、无奈的“外借”，到钻营制度的、猖獗的“内盗，其间相隔，也不过寥寥数年。姚迁的悲剧，与陈超的伏法，恰像一枚带血的铜元的两面。一面刻着个人坚守的脆弱与悲凉，一面印着制度溃烂后的贪婪与严惩。都同样沉重，同样映出那“荣光”之下，一些深不见底的阴影。
如今，拍卖行的槌声依旧清脆。每一件带着“南京博物院旧藏”标记而出场的物件，无论其路径如何，都像一声冷冷的叩问。那叩问的对象，不是某个已逝的魂灵，也非某个伏法的窃贼，而是那套本该密不透风、却总在人情与权力的风里微微晃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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