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下旬，北京的暑气仍未散尽，罗荣桓握着厚厚一沓军衔名单走进中南海。他本以为这份材料会像往常一样得到首长的简短肯定，却没想到毛主席翻了几页后停住手指，抬头问：“有没有吕俊生？”
罗荣桓微愣。千余名将、万余名校的名单里，吕俊生只是正营级，名字自然被归入后续统计。“主席，营级名单还没呈上来。”他如实回答。毛主席放下纸页，说道：“这个人，我早年在晋东南就听过他的事迹。查一查，他应得的荣誉不能漏。”
事情还得追溯到1937年冬。那时的吕俊生，19岁，身高一米九，背一条老式大刀，从邢台老家一路走到太行山，只为找到八路军129师。面对新兵登记，他憨声憨气地说：“我想多杀几个鬼子。”简单一句，却把审查干部逗笑：“识字吗？”“不多，会写‘杀’就行。”随后，他被编进769团一个排。
1938年夏津遭遇战，是吕俊生声名初起的关键。弹药耗尽后，部队转入白刃战。吕俊生当时冲在最前，猛虎般连挑四名日军，又扭身连斩三人，同排战友回忆：“他举刀那一下，像风车转，拼刺训练顶好的日本兵都愣神。”战斗结束，他肩背三处刺伤，却留下27个日军尸体。首功记一等，团首长批示：重点培养。
同年秋，吕俊生被送入129师特训营。在那里，他第一次摸到马克沁机枪，也第一次系统学战术。营里老师总结：他理解力一般，但观察敏锐，打起仗来有种天生的“先手感”。年底，他已升连长，屡屡利用夜色突袭，连战连捷。1940年的百团大战，彭德怀要求“多打运输线”，吕俊生带一个加强连切断日军108人据守的小站，全连仅一人轻伤，这份战报在总部引起轰动。
抗战八年，他共获得8次个人一等功。要知道，一等功大多授予牺牲者或高级指挥员，活着的基层干部能连得八次，全国没有第二例。晋察冀军区有人打趣：“三连来信，一等功又让吕俊生拿走喽。”一句半真半玩笑，折射出他极罕见的战绩。
1945年底，日寇投降。吕俊生所在部队改编为野战纵队。在那场南北对峙的新战役里，他身负旧伤，仍被临时抽调至纵队侦察参谋。辽沈战役期间，他带尖刀班夜探黑山寨，掳回国民党一个连长外加电台，两天后整整一个团被我军合围俘获，司令员含笑拍他肩膀：“还是你的老办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吕俊生在城头望着古城楼，默默把佩刀封进木箱。他对战友说：“以后恐怕派不上用场了。”解放战争结束时，他正营长。负伤十五处，腿伤最重，军医劝他转业。他却坚持等到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才卸甲。那年2月，他和黄继光、邱少云等英模同坐一排，毛主席给他戴上奖章，握手时轻声一句：“你是军中吕布，国家不会忘记。”
随后吕俊生回乡务农。邢台平原建水渠，他领着村民下水挖塘；推广玉米，他掏自己津贴买种子。老母亲多次催他回部队复任，他摇头说：“年轻人冲锋更快，我就守着这片土。”正因长期脱离编制，1955年评衔时，组织上只给出中校的预案。按照营级最高衔例，其实已到顶，但在毛主席心里，这个数字显得单薄。
罗荣桓连夜调阅档案，确认吕俊生确在地方。资料送回中南海的次日清晨，毛主席看完沉吟片刻：“若真无法补授，也要让全军知晓他的事迹。”不到一周，《解放军报》刊登《吕俊生——八次一等功的战斗英雄》专栏，随后陆海空各大单位组织学习讨论。老兵们议论：“多少年没听他名字，一上报纸，一股血气又涌出来。”
遗憾的是，英雄劳疾复发。1970年11月，吕俊生在公社礼堂看抗战影片，片中日军溃逃，他拍案大笑；两小时后突发脑溢血，再没醒来。乡亲抬着他走过邢台老街，人群自发站立默哀。一个孩子问：“他是谁？”大人回答：“打日本的吕俊生。”简单七个字，道尽一生。
生前军衔的高低，并未影响吕俊生在人民心中的分量。1955年毛主席那句关切，既是对个人的惦念，更传递出新中国评功授衔的底线——功臣不可缺席，英雄必须被记住。后人谈起那段往事，总会提到两个细节：其一，毛主席先看将帅，又想到一个营长；其二，名单里漏了，他马上追问。此间温度，比任何头衔都来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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