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0日清晨，北京的天空泛着微凉的灰蓝色。协和医院病房里，护士刚推走输液架，王光美执意让女儿把轮椅推到窗前。她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不去人民大会堂，我心里不踏实。”医生劝阻无果，只好签字放行——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她一句话也不想缺席。
走出医院大门时是八点半，车队自西长安街缓缓行进。王光美不时抬手整理头巾，眼神分外专注。她知道，这是整个家庭、也是自己同刘少奇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节点。人民大会堂正门，礼兵立正，她被搀扶着下车，一步一停，却没让轮椅跟上。主持仪式的工作人员担心她体力，低声提醒。她摆手：“让我自己站几分钟。”
礼堂灯光掩映，台上巨幅照片中的刘少奇依旧端坐，神情沉稳。政要致辞过后，几位老战友上台与王光美寒暄。一位领导人握住她的手，“王光美同志，提前举办，委屈您奔波了。”她轻轻颔首：“组织如此惦记，他若在，也会说值当。”语气平和，却让不少人红了眼眶。
仪式结束，她在休息室短暂停留。孙辈们捧来热水，她却先拉过最小的重孙，摸着孩子的脸，轻声感慨：“我们四世同堂了。”这一句话，被在场的工作人员记在了纪要里，也成为媒体标题里最走心的部分。家族绵延，是她这位耄耋老人对世事最大的安慰。
镜头往回倒，时间定格在1946年农历正月。彼时的王光美刚凭借优异成绩获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护照签证提前办妥。却在起程前夕，迎来一位身穿灰布大衣的地下交通员。“党希望你去军调部当翻译。”对方语速很急。稍作沉吟，她放下了美国的来回船票，也放下了名校光环，“国家需要，我就去。”一句话，未来悄然转向。
4月，她抵达延安，住进条件简陋的窑洞。第一次在枣园门口见到刘少奇，是一次工作汇报。54岁的刘少奇看着面前这位24岁的生面孔，只问：“入党了吗？”她摇头，心里却以为再无交集。但革命时期的并肩，常把素昧平生的人拉到一起。两年后，也就是1948年8月21日，延河水畔的窑洞前洞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见证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奔忙于建政大局。王光美搬进中南海，打理家中九个孩子的起居，既有自己所出，也有前妻遗孤。她常在夜深写下家务表：谁发烧、谁功课差、谁鞋子要补。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称，“人多热闹，不累。”
1966年，风雨骤至。刘少奇被严重诬陷，1969年11月于河南开封含冤去世。王光美被隔离审查，长达九年。她曾对看守叹息：“我最大的牵挂，是孩子们。”1978年平反后，她带着日益虚弱的身体，踏遍大半个中国，投身“幸福工程”为贫困母亲募款。有人感叹她历劫归来仍葆赤子，她只回答：“捡回一条命，总要干点事。”
1995年，“幸福工程”启动，她已患癌六年，却一年奔波数万公里。下乡时常挑最偏远的点，蹲在泥地里与妇女拉家常：“一年种几亩？娃上学花多少钱？”这些质朴问答，形成厚厚的笔记，后来成了精准扶贫的参考资料。年底，她把父母留下的翡翠耳环、珐琅杯拿去拍卖，得款五十多万元，全额捐出，“东西陪我一辈子够了，让它们再去陪别人。”
纪录片《刘少奇》1997年开机，剧组缺少细节资料。王光美把珍藏的170多封家书全部借出，亲自对照细节。拍摄时她时常坐在监视器旁，发现台词略有出入，立即指正，“少奇同志谈判时喜欢抬手压一压桌角，可别忘了。”剧组笑称，这位老人的记忆比史料还清晰。
回到1998年的纪念大会。当晚她回到病房，护士扶她卧床。窗外灯火闪烁，她看着天花板，忽而自言自语：“那年他问我是不是党员，如今，我们一家二十多人，党徽闪闪。够了。”说罢合眼休息，嘴角带着一抹安心。
2003年10月，王光美率儿孙赴湖南宁乡参观刘少奇故居。八十岁的她坐在青石阶上，注视那张1961年与刘少奇在合影墙上的笑容，指尖轻触玻璃，泪光微涌。家属提出要拍张合影，她点头，却坚持站在正中。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把半个世纪的风雨凝固在老屋前的秋色里。
2006年4月，全家在医院陪她走完最后一程。临终前她留下两句话：“别给我大办，钱留给项目；少奇同志那套书，要让年轻人多看。”同年10月，王光美安葬八宝山，墓碑上嵌了两行字——“刘少奇同志夫人”“幸福工程发起人”。无数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前来献花，那位曾经在纪念大会上牵着她手的领导人，也静默鞠躬。
如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后人遍布军界、学界、传媒界。长孙刘维宁早已回国参与航天研究，他曾向同事提起奶奶在病房里的叮咛：“祖国需要，就像当年我留下。”一句话，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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