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俑能顶一个系统的年经费，几十万几十万的账本，一下被一个数字吞没，秦俑博物馆要续命，这钱能把灯点亮，馆里的人急，可馆长袁仲一起身，手掌落桌，“一个也不能卖，兵马俑是一个整体，少一个就不是世界奇迹。”，他懂钱难，他更盯着那个口子，一旦开了，九千尊的秩序散了，今天一尊，明天十尊，后面连地宫的门槛也顶不住。
那场争执没走到台面上的结论，兵马俑一个没卖，经费困局也没立刻解掉，秦俑二期拖到1995年才拉起红绸，办法是挤别的预算把缺口一点点填上，蔡子民的提案压档，往后没再说类似的话，2000年在台北走完一生，临近告别，他问身边的人，“我当年，是不是错了？”。
镜头切回南京，事态有个翻转的影子，庞莱臣后人捐进馆的仇英《江南春》，被做了“伪作”的结论，流程里出现了“6800元调拨”，走到市场，估了8800万，逻辑成了奇怪的三段，捐赠走进公共收藏，鉴定落“伪”，价值走向拍场，这一串动作，像把“卖”的提案折叠成另一种路径，设想如果当年真把那1亿美元装进账本，专款专用，秦俑的修缮或许能更顺，库房的管理或许更紧，这些都只是设想。
郑斯林那句“重复较多可以考虑”的说法，被2025年的场景打了灯，《江南春》不重复，影响不小，走的还是考虑那条线，考虑的结果写成了数字对比，6800对8800万，账面好像平静，公众看见的是反差。
张德勤多年后在一次谈话里提到一个推断，假如当年真卖，民间交易的规则也许会更规整，这话在行当里引起质疑，标签贴得快，可他讲的是管理逻辑的假设，1992年的市场很乱，真要放行，风险大，时间往前推到2025，法治在路上，流失没有停，明面没卖，暗里走渠道，从“兵马俑”变成“江南春”，形式不同，指向相似。
特殊津贴的条目放在表格里，每月数千，和当年的工资对比是倍数，曾昭燔55岁离场，没领到，姚迁58岁离场，也没领到，徐湖平82岁在领，他的履历有战场上的记录，有签字的档案，有现在的回应，三段人生拼在一起，公众读的是责任。
标签在时间里贴了不少，当年提“卖俑”的人被扣帽子，当年高声“护”的人被称赞，这些称呼在当时有土壤，今天看南京这桩事，捐赠品被“合法程序”处理出去，大家强调程序有瑕疵，画已经离开，问责环节走得慢，程序的边界需要重画。
故事里常被提起“祖先”的意象，秦始皇的俑一尊没离队，一整片阵列成了世界的名片，仇英的《江南春》一路从馆库走到拍场，成了另一个画面，镜头在人物身上停格，不在秦始皇，在后来者的签字上，活着的人在镜头里，摆手，解释，不愿多谈，镜头外是公众的追问。
要紧的事，是把东西带回家，回的不止是一幅《江南春》，还是南京这家馆的信誉，捐赠人的信任，公共收藏的秩序，秩序靠日常，靠库房的账，靠每一次调拨的影像记录，靠公开的进展通报，靠能追溯的编号，守得住门，东西就留得住，留不住，就飞，飞出去的，回来的难度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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