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挣的工资,一分没领,这事儿放在一个共和国元帅身上,听起来就像个天方夜谭。

但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遗物时,才从秘书那儿知道了这个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这个人,就是朱德。

他的故事,得从一场几乎要了革命老命的大败仗说起。

时间拉回到1927年的秋天,南昌城里的枪声刚响没多久,那股子兴奋劲儿就被兜头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起义的队伍雄心勃勃地往广东开,想着能搞个新家,结果被人家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

汤坑、三河坝两仗下来,主力部队被打残了,剩下的队伍像一群没头苍蝇,在赣南的山沟沟里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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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的惨状,真是没法说。

队伍从两万多人,打到只剩不到一千,而且是老的老,小的小,伤的伤。

枪支弹药更是少得可怜,有的人连双囫囵鞋都没有,草鞋都磨穿了底,脚上全是血泡。

最要命的是人心散了,白天走路垂头丧气,晚上一扎营,小声嘀咕的,公开吵吵要散伙的,到处都是。

“还打个屁!

回家种地去算了。”

“师长、团长都找不着了,跟着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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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就像瘟疫,一天比一天传得快。

队伍里几个有分量的指挥员,要么战死,要么看形势不对,自己跑了。

这支刚出生的红军,眼瞅着就要在荒山野岭里自行解体,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德站了出来。

他在赣南安远一个叫天心圩的地方,找了块晒谷场,把剩下的所有人拢到一块儿。

他看着底下那一张张灰头土脸、眼睛里没一点光的脸,没有喊什么空洞的口号,那玩意儿糊弄不了这帮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

他的嗓门很洪亮,透着一股子厚实劲儿:“我问大家,你们知道俄国革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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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1905年那次,败得比我们还惨。

可人家过了十二年,十月革命就成功了!”

他扫了一眼底下的人,接着说:“咱们中国现在的情况,跟那会儿的俄国差不多。

今天我们吃的这个败仗,就当是咱们的‘1905年’。

只要我们这伙人还在,这支队伍还在,革命的火种就灭不了!

将来成功的,就是我们这批人!”

话说的很实在,一点不绕弯子:“愿意跟着我干革命的,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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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干的,想回家的,我不拦着,发给你们路费。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们现在走了,将来革命成功了,可就没你们的份儿了。”

这番话,没回避失败,反倒把失败掰开揉碎了,给大家看清了里面的道理。

他告诉这帮快绝望的士兵:你们不是丧家之犬,你们是宝贝,是以后燎原大火的火星子。

这一下,把大伙儿心里的那股气给重新点燃了。

军心就这么稳住了。

这支剩下八百来人的队伍,成了后来井冈山上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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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德这种遇事沉得住气的本事,不是一天练成的。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倒腾几个月,回到南昌起义的前一夜。

当时,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紧张又秘密,朱德在领导层里还算不上最核心的人物。

他领到一个特殊的活儿:利用他以前在滇军的老关系,在起义当晚,请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团长、局长吃饭,顺便打牌,把他们给拖住。

7月31号晚上,朱德在自己住的公馆里摆下宴席。

酒桌上,他跟那几位军官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聊着以前的旧事,气氛好得不得了。

眼看着起义预定的时间一点点逼近,这帮人还没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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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心里跟明镜似的,但脸上一点不露,笑呵呵地提议:“这夜还长着呢,咱们不如搓几圈麻将?”

这正中下怀,牌局立马就支起来了。

麻将牌“哗啦啦”的洗牌声,夹杂着军官们的说笑声,把窗外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全盖住了。

朱德一边跟他们东拉西扯,一边还得故意输点钱,让大家玩得尽兴。

他脑子里绷着一根弦,耳朵却竖着听外面的动静。

每一秒钟,都是在为城外同志们的行动争取时间。

就在牌桌上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个敌军营长慌里慌张地闯了进来,在他团长耳边低声报告,说自己的部队被缴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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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桌上的几个人脸色“唰”地就白了,哪还有心思打牌,一个个找借口就溜了。

朱德一看情况有变,立刻意识到计划可能泄露了。

他马上找了个由头脱身,飞快地跑到贺龙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个突发情况。

指挥部当机立断,把原定计划提前了。

凌晨两点,枪声打破了南昌的宁静。

这场牌局,朱德赌上的不仅是自己的性命,更是整个起义的成败。

他用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硬生生地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偷”来了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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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圩稳住人心后,朱德带着这支“火种”部队开始了艰难的转战。

1928年春天,他和陈毅一起,在湘南搞起了农民暴动,队伍一下子又壮大到近万人。

革命的火苗似乎又烧旺了。

但好景不长,各路军阀一看这情况,立马调集重兵压了过来。

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被掐灭的危险。

这时候,朱德的战略眼光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没有选择跟敌人硬碰硬,那纯属拿鸡蛋碰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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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带着南昌起义剩下的老底子和湘南的农军,全体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

1928年4月,两支饱经风霜的队伍终于在井冈山下的砻市见了面。

当朱德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篇章就此拉开。

这不单是两支队伍的合并,更是两种力量的融合。

毛泽东带来了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和经验,而朱德则带来了正规军的作战经验和一支打不垮的军事骨干。

从此,“朱毛”红军的大名响彻中国。

在井冈山,朱德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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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在旧军队里学到的战术,跟井冈山的山地特点结合起来,和毛泽东一起琢磨出了一套打法,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套打法说白了就是“不跟你硬来,专门搞你心态”。

敌人大部队来了,我们就化整为零躲进山里;敌人安营扎寨,我们就半夜去放几枪,让他们睡不好觉;等他们被折腾得人困马乏,我们就集中优势兵力干他一下;他们一撤退,我们就跟在屁股后面追,缴获他们的武器补给。

靠着这套灵活的战术,井冈山根据地在敌人的重重“会剿”中,硬是站稳了脚跟。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功绩,早已写进了历史。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并且是十大元帅中的第一位。

国家给他的待遇也是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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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坐的专车,是苏联送的吉斯-115重型防弹轿车,车身装甲有8毫米厚,玻璃是7厘米厚的防弹玻璃,这是国家元首级别的座驾。

负责他安全的,是唯一的一级警卫,一个班28个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享受着最高待遇的元帅,在生活上却朴素得让人难以置信。

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作为元帅,每个月的工资有五百多块,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

可这笔钱,他从来没往自己口袋里装过,每个月都原封不动地交了党费,直到去世,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他住着国家分配的大房子,却让家人把院子里的草坪铲了,开辟出一块菜地,自己种菜吃。

他说:“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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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这位为共和国操劳一生的老人逝世。

遵照他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由飞机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大地上。

从佃农的儿子到共和国的元帅,他最终又回到了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