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10日傍晚,哈尔滨南岗一片泥泞。陈赓脱下大衣,弯腰铲出第一锹土,身边工作人员愣住——一位48岁的开国大将,居然亲自下场。他直起腰,拍拍裤脚,只留下一句话:“这块地,三年之内要站起中国最硬的军工学府。”工地灯光昏黄,却点亮了新中国工程兵教育的火种。

追溯缘起,要回到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援助问题时,特意提到“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斯大林的回答干脆:“专家、教材、仪器,我们可以派。”一句承诺,让“军工学院”从设想变成任务。两年后,抗美援朝爆发,我军的装备短板被迫暴露,现代化人才缺口尤显刺眼。1952年春,聂荣臻、粟裕联名呈报《关于筹建综合性军事技术学院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同意”。校址、经费、人事,随即列入军委紧迫议程。

此时的陈赓正在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1952年11月,他腿部旧伤复发仍坚持前沿巡察。刘伯承奉命电召:“即刻回京,另有重任。”陈赓心里隐约猜到,却没料到规模如此之大。回到北京,他还没来得及回家换身干净军服,便被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看见他,先来一句玩笑:“打了几年仗,该转行当先生了吧?”周恩来递过文件,一页纸,顶头两行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方案”。众人目光一致落在陈赓身上,他明白,这是命令而不是商量。

选址成了首道难关。北京、成都、西安都有人举手,可陈赓坚持东北。理由很实在:一是重工业基础在这里,二是离苏联专家近,三是远离政治中心更利于静心教学。1953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哈尔滨南岗。可是第一份规划就被地方挡了回来,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土地里有上千座旧坟,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宿舍楼。地方说动迁太难,医大学生也表示“不能住帐篷上课”。陈赓两头协商无果,只好飞到北京等周总理接待民主人士的门口排队。一位记者记下那一幕:堂堂大将,夹在长衫马褂中间,神情却无比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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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他进屋,他把地图摊在桌上,用手指划了一个红圈:“总理,这片地不拿下来,学院就得往后拖一年。”周恩来皱眉:“涉及医大宿舍,你打算怎么补偿?”陈赓把事先准备好的草案递上去,礼貌却急切:“您先批,我来想办法;不批,我今晚就在国务院过夜。”一句半玩笑半恳求,道出了他的决心。周恩来笑了笑,执笔签字,“同意”二字落下,校址尘埃落定。

工地动工后,新难题接踵而来——师资。按照总参谋部制订的教学计划,“哈军工”(Military Engineering Academy,Harbin)需一次性配备近600名专业教员,其中机械、弹药、通信三类最为稀缺。弹道专家张述祖列了张单子,密密麻麻七十多名名字,有的在南京理工,有的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还有几位还在服刑。听完汇报,陈赓只说道:“人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他坐着吉普车跑遍华北、华东,甚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到一位被判死缓的火控工程师。那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大将亲自来要我?”陈赓答:“国家要用你,比命更大。”

名单最终还是要过中央这关。1953年6月,他再度携文件奔赴中南海。周恩来看完眉头紧锁,“这一次,可是把好几部委的人都挖空了。”陈赓不退让:“错过今年,学生就要空一年,耽误不起。”见总理仍犹豫,他放下包,笑着说一句:“您不批,我就搬张行军床在您办公室。”十分钟后,批示落款。

资金缺口同样惊人。礼堂、实验楼、弹道试射场,仅第一期就要四千万元。后勤部门回文:“财政拮据,缓批。”陈赓索性直闯毛泽东办公室,连请茶的客套都省了。朱德闻讯也赶过来,两位元帅听他陈述。毛泽东摆手:“钱的事别省,人才费再大也划算。”当天军委即电转财政部,额度全额拨付。

施工现场日夜赶工。为节约时间,陈赓要求教学楼与设计同步进行,图纸改一处,现场马上调整。有人担心质量,他回一句东北口音十足的话:“雪地里盖不住谎言,春天晒出来就知道。”八月末,首批宿舍封顶,九月一日,734名青年学员跨进大礼堂,成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员。礼堂正门,两块鎏金大字“工学”闪耀,那是毛泽东亲自选的报纸名,如今成了校刊。

开学典礼上,陈赓没有穿将星闪耀的大礼服,只是一身旧军装。他站在麦克风前,声音有些嘶哑:“希望你们记住,实验室里的安静,决定战场上的喧嚣。”台下掌声很长,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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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三年,哈军工先后设立五系十四个专业,吸纳苏联教材三千余册,自编讲义四百万字,培养工程师三千余名。1959年2月,钱学森到访,浏览实验楼后感叹:“这速度,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都少见。”

1940年代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的将军,用教鞭和图纸拓开了新的战线。陈赓整整盯了哈军工七年,直到1961年春病重返京,才离开冰城。有人问他,最自豪的战役是哪一场,他笑了笑:“打过很多仗,可让我睡得最踏实的,是那几千名会造炮、懂导弹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