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的一天清晨，北京《人民日报》订阅部送来最新一期样报。翻到社会版，李铁映的目光被一条不到百字的豆腐块吸住——“凉山彝族高三学生沈建国因交不起学费或将辍学”。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案头，没有多说一句话，却立刻打了三个电话：先向四川省委了解情况，再联系教育部，再联络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十天后，17岁的沈建国和族中另一位同龄少年一起坐上了飞往首都的飞机。
飞机落地时是傍晚，下机通道里有工作人员举牌，牌上写着三个字：“沈建国”。一行人被直接送进民族饭店，简单用餐后安排体检、选专业、办入学手续。流程丝丝入扣，没有人告诉两个孩子，真正促成此事的，是58年前发生在大渡河畔的一次结拜。
时间拨回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刚刚突破金沙江，刘伯承率先遣部直指冕宁大桥。炽烈的初夏阳光下，彝族勇士手握长刀自山林蜂拥而出，把这支陌生的队伍围成包饺子。枪机没拉开，刘伯承按住警卫员的手，示意全队原地待命。气氛一触即发，他却先找来了会彝语的陈志喜去对方寨子递话。
第二天傍晚，沽基族头人小叶丹骑着黑骡子出现在海子边。双方隔水而坐，一口土陶碗盛着刚杀的公鸡血，两人把碗高举过顶，对天而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饮尽鸡血酒。“旗在人在！”小叶丹紧跟一句。结盟完成，刘伯承留下十支步枪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旗一面，换来七天护送，红军由此穿出彝区抢渡大渡河。
小叶丹守信。国民党随后三次来索旗，他宁死不交。敌军放火烧寨，银子、羊群被掠走，他还是把旗子缝进妻子的百褶裙。1940年，小叶丹牺牲前一句话仍是：“旗给红军。”妻子守了十五年，把旗交到进驻凉山的解放军手里。那一年，刘伯承在重庆忙于西南接管，无缘重返彝海。失之交臂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遗憾。
共和国成立后，刘伯承数次托人寻找小叶丹后人，却始终无果。直到这张1993年的报纸出现。了解到沈建国正是小叶丹的曾外孙后，李铁映立即拍板“全部接到北京读书、生活费全包”。
两年后，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灯火通明。三桌宴席，桌牌写着“刘家”“小叶丹家”“彝海朋友”。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提前半小时到场，把父亲珍藏的老照片放在主桌中央。沈建国的外婆站在门口，双手颤抖着抚摸那张黑白照片，不停重复一句话：“他没骗我们。”席间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敬酒环节，人们只是静静交谈，好像家人久别重逢。
沈建国后来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本科毕业时主动申请回凉山扶贫。另一位同去的表兄考入人民大学，毕业后留京从事民族政策研究。有人问沈建国为何不留在大城市，他笑着回答：“外曾祖给红军带过路，我给家乡修条路，不算吃亏。”
2010年，凉山州政府服务管理局迎来一位新任副局长，正是当年的贫困生。上任第一天，他把办公桌后墙挂满彝海结盟相关照片，其中那面红底黄字的布旗依旧鲜亮。
同年，刘太行到冕宁参加纪念活动。面对小叶丹曾孙女倮伍甲甲莫，他弯下腰，声音不高：“好好读书，将来能做事。”女孩点头。那一刻，1935年的鸡血誓言再次在空气中回荡。
过去八十余年，小叶丹家族无一人违法。族中老人常把这段往事讲给孩子听：“诚信、团结、担当，不是口号，是祖训。”他们记得旗，也记得旗背后那句“我们是平等的”。
沈建国如今已年过四十，仍时常回北京出差。每次路过长安街，他都会瞥一眼人民大会堂西侧的那扇门。据说，那里依旧保留着当年宴会的席次表，上面写着三行字——刘伯承，小叶丹，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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