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5日拂晓,洛川以北的山道上,一队押送棺木的马车在寒风里缓慢前行。棺木里的人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仅仅三天前,他在宜川折戟,拔掉手榴弹扣环,结束了自己四十一年的生命。路旁围观的百姓交头接耳:这位在长城顶上拼过命、在晋南给过八路军粮弹的悍将,究竟为何走到这一步?
刘戡1907年生于湖南嘉禾,出身书香世家,却选择投笔从戎。1924年,黄埔一期开学,他排在学员番号前列。正因为年纪小、嘴硬,又能打,教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大胆”。北伐时,他在南昌、九江一线连连冲锋,身上留下两道刀疤,一道在肩,一道在背。据说那时他常说一句话:“刀口舔血,也得把路杀出来。”这种好勇,用在抗日战场上,是血性;用在内战里,便成了悲剧的伏笔。
1933年2月,古北口战火骤起。刘戡率第八十三师死守南天门高地,日军装甲车连续两次冲顶都被他的人肉阵地顶了回去。两个月血战,师里打掉三分之一兵力。撤出长城的当天,日宪兵要求勘察北平工事,何应钦电令“不得冲突”。刘戡回电一句“拼死也不让进”,气得何应钦拍桌。凡此细节,让许多士兵认定:这位军长身上比别的长官多一股倔劲。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部队辗转忻口、晋南、豫中。1941年前后,刘戡守着豫西几县,内线运来一点补给,他总要分出几卡车给附近的八路军。晋冀豫区的老乡至今记得那几袋大洋油盐。有意思的是,军统数次电报指责他“通共”,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冷藏,直到1943年才给了个“偏师军长”的闲职。有人调侃:“刘大胆耽误前程,就栽在那几车粮弹上。”
1945年抗战胜利,山河看似归于平静,暗流却翻涌得更急。1946年1月,胡宗南集团改编第二十九军,刘戡回到嫡系序列,重新握有近三万人枪。此时的他,面对中共方面三次派人劝降,始终摇头。他对副官说过一句带情绪的话:“跟老蒋走到头也罢,换面旗号,我刘戡转不过这个弯。”这句独白后来被不少史料引用,或许可算“愚忠”的自白。
时间推到1947年,西北局势急转直下。三边战役、大荔战役,刘戡部连吃败仗。一次从泾阳撤退,他端起手枪顶住太阳穴,被参谋长一把夺下。参谋长哭着喊:“军长,留得青山在!”短短一句对话,成为战地随笔里唯一的现场记录。彼时的刘戡已显出强烈的绝望情绪——败给日军,他认;败给自己同胞,他闷。
1948年2月24日夜,宜川城北。彭德怀以两旅佯攻正面,诱刘戡主力北援,再以主力在真坪、曲坊设伏。夜半,第二十九军先头团闯进火网,山谷里密集的机枪声不到二十分钟就盖过了炮声。刘戡本想回撤洛川,无奈山道被炸毁,部队成团被切断。他站在谷口,沉默许久,最终让亲兵递来手榴弹,拉环之前只抛下一句:“告诉老蒋,对不起了。”爆炸声在谷壁间回荡,士兵一下子失了主心骨。第二天上午九点,西北野战军按约将棺木送达洛川城门,胡宗南的联络官接棺时低声嘟囔:“刘军长何至斯哉。”
内战烽火里,像刘戡这样“既抗日又死于内战”的军人并非个例,但他的经历尤其吊诡:抗战顶点,他和共产党方面在尘土里交过真心;内战低谷,他却为蒋介石背了最后一道责。从个人角度看,是性格使然;从时代角度看,是结构决定。更耐人寻味的是,1949年以后,老部下常在茶余饭后提起那几车借给八路军的粮食——“军长那时候选了义气,后来选了蒋委员长,前后不过七八年,却判若两人。”一阵沉默,总会不期而至。
胡宗南领回棺木当晚,西安下起小雪。蒋介石电令厚葬,追赠上将,算是给嫡系留面子。然而白纸黑字的褒奖,对一座覆盖薄雪的坟丘并无意义。战史专家统计,古北口战斗中阵亡的第八十三师将士仅有不足三成留名,其余都无名无姓。刘戡自尽后,他的部下大部分选择放下武器,颇有讽刺意味:曾经替他赴汤蹈火的弟兄,在政治巨浪里找到了另一条活路。
人事沉浮,常由一念之间。一位硬骨头军人,可以在民族危亡时守城拒敌,也能在政权更迭时自裁谢幕。刘戡的结局,大概就是那颗手榴弹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倔强到底,哪怕方向已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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