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下台一年了，现在的他，已经不再出现在任何政治场合，而是重新做回了眼科医生，在莫斯科过着非常低调的生活。
不是故意制造的形象，而是逼出来的选择，从一国总统到专业医生，跨度很大。
大概是在2024年12月3日，在反对派的迅猛攻势下大马士革失守，战线变化很快，政权结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瓦解了。
阿萨德一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离境的，他们的出行路线也被保密了，最后他们去了俄罗斯，之后克里姆林宫对外宣布，俄罗斯决定给阿萨德及其家人提供庇护。
这本身就是政治生涯结束的标志，俄罗斯给的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舞台；不是支持而是管理。
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证，生活条件也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所有的公开活动、政治接触、舆论表达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样安排更接近于托管而非接受。
过去一年中，有关阿萨德是否“东山再起”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现实中的道路几乎不存在。俄方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政治资源，也没有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是克里姆林宫在处理阿萨德问题上一直保持低调和距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萨德重新规划了自己个人的生活，反而只能选择收缩，他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而是其它的方法风险更大。
回归医生的身份是为数不多的确定性之一，阿萨德在做总统之前就接受了系统的医学教育，眼科是他的专业，学习俄语、补修课程、适应执业规则等等并不是象征性的行为，而都是实际的准备。
但是关于他在俄罗斯开设私人眼科诊所的说法，曾经被事实核查机构质疑过，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这就说明了阿萨德的行动空间仍然受到限制，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值得关注的是，他个人的风险并没有因为下台而消除，反而发生了变化，把风险从权力之争中解脱出来，变成一种持久的、无影无形的、无法预测的状态。
第一种是安全风险，阿萨德作为中东一位刚刚失权的政治人物，在很多人心中并不认为他是“历史人物”，而只是“未被清算完毕的符号”。
他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未结清的账目，所以他即便在俄罗斯，也依然要受到严密的保护。
安保本身也是风险的一种表现，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出行计划要提前安排，接触的人要筛选，这不是普通的保护，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风险评估之后采取的管理措施。
第二部分是与健康有关的风险，外界有关投毒、慢性伤害、健康异常的传闻不断出现，虽然不能一一证实，但是并不无道理，历史经验表明，流亡政要的风险并不主要存在于公共场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潜藏。
另外还有心理风险，权力的突然终止、身份的迅速改变以及持续的安全警戒，很难不对个人的状态造成影响，由决策者变成管理者，这就产生了一种压力。
阿萨德几乎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不能随意选择居住地，也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流亡就是被动地接受被安排，与滞留在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并无本质的区别。
因此，回到医生的身份，既是职业的选择，也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方式，行医属于技术性行为，曝光率小，和政治关联不大，可控性好，这比任何公开露面的方式都要符合他安全需要。
阿萨德一家现在的生活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妻子阿斯玛完成治疗之后身体恢复良好，孩子们也渐渐融入了莫斯科以及部分中东国家的上流社会，但是整个家庭都非常低调，并且很少参与公共事务。
低调并不是因为性格的原因，而是为了生存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安全就是不被提及、不被议论、不被关注。
叙利亚已经进入“后阿萨德时代”，反对派阵营推动过渡安排，新的权力结构逐渐出现，宪法以及选举问题时常被提及，前方的道路仍然很艰难，但是方向已经改变了。
这一切都与阿萨德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再做参与者，而成了背景中的一员，叙利亚的未来，已经不以他为中心了。
一年之后，阿萨德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也没有了回头的条件，政治已经落幕，但是风险并没有消散，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相比于权力中心的刀光剑影，手术刀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而叙利亚仍然会继续在新的轨道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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