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的一个午后，阜城县李家庄晒场空荡荡，吴桂令提前收完花生，推着小车往家赶。她心里惦记的并不是刚收的二百来斤花生，而是屋里那位“躺”了二十年的小妹吴桂英。天有些闷热，吴桂令边走边想：午饭前放在桌上的两片馍该不会又莫名其妙地少了吧？
这种离奇的小事，从母亲去世那年就时常发生。家里除了自己和“瘫痪”在床的妹妹，连只猫都没有，吃食却常常凭空消失。邻居们笑她神经太紧，可疑团像草根一样在心里蔓延。
又过了几周，谜团露出真身。那天是10月1日，学校放假，吴桂令十二岁的女儿比平时早回家。院门“吱呀”一响，女孩愣住：小姨正侧身坐在床沿试图穿鞋！两人视线对碰，吴桂英僵在那里，一秒后迅速躺倒，装出熟悉的“木偶姿势”。女孩吓得跑去地头，大口喘气说不出话。
吴桂令半信半疑。回家后，她问妹妹：“刚才是不是坐起来了？”床上的人眨巴眼睛，装糊涂：“我这条命都在炕上，两条腿不听使唤，哪儿坐得起来？”语气可怜，表情无辜，几乎和当年十五岁那会儿一模一样。
正是这种过分自然的“演出”，让吴桂令生出更大怀疑。有意思的是，那天夜里她突然想起母亲生前的叮嘱：不许兄姐对桂英发脾气，要一辈子照顾她。当时她只觉得责任重大，没往深里琢磨，现在想来，母亲是不是早已察觉真相却纵容了？
第二天一早，吴桂令借口“翻修屋顶”在正屋和厨房各装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其余家人并不知情。她故作镇定，照旧下地劳作，只在夜深人静时翻看存储卡。第一天，什么都没拍到；第三天，镜头里出现了令人瞠目的一幕：午后两点，吴桂英撑着炕沿缓慢站起，踉踉跄跄走到厨房，熟练地揭开锅盖，抓了一把花生米塞进嘴里。身影瘦弱，却一点不像瘫痪病人。
“这下铁证如山。”吴桂令握着鼠标的手微微发抖。她想冲进隔壁质问，可怕惊到妹妹，还是忍住。夜风透窗，她瞪着黑屏，往事一股脑翻出来——吴桂英自幼娇弱，母亲偏疼，她常以“肚子疼”“头晕”逃学；十四岁那年被老师批评，干脆宣布“站不起来”，母亲急得上县医院，检查报告却一直没给家里人看。
要说完全是装病也不尽然。长期卧床造成肌肉萎缩，这副“病体”反过来束缚了她，谎言和身体形成了怪圈。心理学叫“癔症”，不过在乡亲眼里，那就是“神道”。
一周后，吴桂令带妹妹去市医院。大夫检查完，淡淡一句：“脊柱没事，神经没事，主要是功能性障碍，配合康复和心理干预，有希望恢复。”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秒针声。吴桂英沉默半晌，突然嘶哑开口：“我真能站起来？”声音很小，却带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
接下来的三个月，比一场硬仗还累人。理疗、按摩、支具训练、心理干预轮番上阵。医生对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是：“演戏可以，可台下要有生活。你把生活全演没了。”那天夜里，护士在走廊里听见吴桂英低声啜泣。
恢复并不神奇，一厘米一厘米挪。一开始双腿抖得像筛糠，遇到疼痛她本能想往回缩，康复师把她扶稳：“疼就骂我，但腿别收。”吴桂令在旁边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二十年心血，不能白流。
进入春节前，吴桂英已能靠助行器在走廊里慢慢移动。她曾悄悄对姐姐说一句：“要是当年别撒那个谎，我早就和你一样能下地干活了。”吴桂令没接话，只把炉火添旺。村里鞭炮声零星响起，守岁的人全都忙着贴窗花，谁也不知道李家庄这座老屋里，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梦正在结束。
当然，后续疗程还要继续，身体的伤能见得着，心理的枷锁却更难拆。吴桂令请县文化站借来几本中专课本，鼓励妹妹学点东西。周围乡亲议论少了许多，偶尔有人感叹“这闺女命真怪”，更多时候，人们只关心今年小麦行情。
村子依旧宁静，秋收冬藏的节奏没变。唯一不同的是，旧炕上少了一位“永远躺着的人”，院子里多了一把练步用的椅子。随着春风吹过平原，椅子旁的月季也冒出嫩芽——它们不懂什么谎言，只在季节里按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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