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传来消息：当地一位75岁的老农在废弃碉堡里发现过戴镣女性骸骨。老农说话带着浓重川音：“我当年吓惨了，不敢声张。”这一句在场干部瞬间警醒，因为几年前朱德曾嘱托西南局——务必找到一位名叫“杨汉秀”的烈士。调查组立即进山。
现场只剩残缺骨片，铁镣长满锈斑。法医清洗比对，性别、身高、年龄全都吻合。一桩26年前悬而未决的烈士去向就此浮出水面，山城关于“吴铭”的传言也有了定论。
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9月。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渣滓洞频繁传出枪声。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内部流行一句阴冷黑话——“名单上的人走了”，意思就是被带去“处理”。杨汉秀正是名单顶端的特殊对象。她不是普通女犯，而是军阀杨森的亲侄女，更是地下党骨干。
没人想到，年轻时的杨汉秀出身广安望族，出入全是丝绸马车。伯父杨森坐拥川军，府邸灯红酒绿，她却对穷苦人境况深感刺目，常偷偷把绸缎卖掉换米送给佃户。1926年朱德到四川二十军担任党代表，这位温和却倔强的“朱大个子”对她影响深远。她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与同龄小姐们比较，思想已是另一个世界。
抗战爆发，丈夫赵致和病逝，杨汉秀孤身带介绍信赴延安。1942年，延安窑洞里，她对朱德说出那段著名的话：“愿做军阀家庭叛逆者，连名带姓都改。”朱德当场提笔：“口天吴，金字铭——‘吴铭’。”自此，真正的杨汉秀隐入暗处，吴铭出现在西南。
1946年春，她随周恩来飞抵重庆。杨森先是将计就计，希望借侄女与中共搭桥，暗地却安插特务全程跟踪。1947年至1949年三次被捕，杨汉秀两次因“杨家千金”身份暂获释放。狱友起初对她半信半疑，她平静回答：“信不信看行动。”不久，狱中秘密学习小组由她牵头，把旧报纸背面全写满地下电台频率。
1949年9月2日，重庆商埠区突发大火，烈焰直冲夜空。第二天清晨，杨汉秀查明纵火者正是杨森部。她在公馆门口质问伯父：“这就是你许给百姓的安全？”杨森怒不可遏，当晚签字：“立即处决，地点金刚坡。”
9月18日凌晨，小轿车驶出渣滓洞。后座两名彪形大汉勒紧细麻绳。车灯掠过山壁，司机冷冷一句：“动手。”杨汉秀因窒息渐失意识，仍断断续续吐出四字：“人民…会…赢。”抵达荒废碉堡，宋世杰发现她胸口尚有微弱起伏，抬枪补射。尸体和镣铐被就地掩埋，棉布外衣上“吴铭”两字被撕走。
重庆解放后，二野追缴大屠杀凶手。宋世杰1951年落网，交代“秘密处决杨汉秀”经过，却指不出具体埋骨方位，搜索多次皆无果。朱德叮嘱：“再难也要找到。”搜索从渣滓洞延伸到金刚坡，一年年过去，线索中断。直到那位老农的意外口供，调查才迎来转机。
1975年7月，民政部门、烈士陵园、法医专家共同整理骨片，最终确认身份。消息很快送抵北京。朱德握着鉴定报告沉默片刻，只说一句：“她回来了。”
当年4岁的幼女李继业已是中年教师，她赶往重庆。荒坡旁，工作人员递来一个小布囊。李继业双手颤抖，低声说道：“妈，女儿接您回家。”那一刻，风吹过松林，铁镣轻轻撞击石壁，发出沉闷响声，仿佛在向山谷里尚未寻回的三百多位同伴答到。
事件尘埃落定，却留下三重警示。其一，特务屠杀虽覆灭，搜寻烈士遗骸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其二，统战工作不只是纸上谈兵，杨汉秀用身份优势打入堡垒，付出终极代价；其三，金钱与血缘无法束缚信仰，当绝大多数人计算个人得失时，总有人愿意孤注一掷。
今天的歌乐山，游客络绎不绝。金刚坡那处不起眼的土丘旁竖着一块小碑，刻着“烈士吴铭——杨汉秀”。碑下依旧是一串铁镣，锈蚀斑驳，却清晰记录着两个时代的交界：一边是山城暗夜，一边是即将破晓的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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