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号称三个军，为何实到只有2万？
这一夜，两个“冒牌”军长撑起了半边天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的枪声一响，把天都捅了个窟窿。
当天的起义通电一看，吓死个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1军、第20军。
按照当时的编制算，这三个军加起来怎么也得有六万人往上。
可你猜怎么着？
事后清点人数，满打满算，这支队伍其实只有23000多人。
这就好比上市公司发财报，说是有几百亿资产，结果一查账，账面上全是欠条。
更离谱的是，这三个军长里，除了贺龙是实打实带资进组，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爷——叶挺和朱德，当时竟然都是“顶包”的。
历史从来不讲如果，只看结果，但在那个闷热的晚上，结果其实全靠这几个人硬撑。
咱先把教科书放一边，回那个乱糟糟的夏天看看。
当时起义不是说要另立山头，而是想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壳子搞事情，也就是“借壳上市”。
既然挂着国民革命军的牌子，编制就得正规。
计划表上写着三个军，但这三个军的水分，那可是天差地别。
最硬核的是贺龙的第20军。
这支部队是起义的“压舱石”，也是手里唯一的现钱。
为啥？
因为贺老总带兵那是出了名的江湖气重，讲义气。
你看他手底下那几张牌：师长贺锦斋是他堂弟，秦光远是他拜把子兄弟，周逸群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兼铁哥们。
这种结构在旧军队转型的时候特别好使——只要贺龙一拍桌子，第20军7500多号弟兄那是真敢把脑袋别裤腰带上跟你玩命。
所以说，南昌起义贺龙是当之无愧的大股东，因为人家手里有真金白银的兵权。
但这剩下的两路人马，情况就复杂得像一团乱麻了。
先说第11军，这在当时绝对是支王牌绩优股。
但在起义前一晚，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其实已经裂开了。
名义上咱宣传叶挺是军长，其实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叶挺真正的职务是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
那正牌军长去哪了呢？
正牌军长叫朱晖日。
这人是粤军里的老资格，那是相当有排面。
当时为了拉拢他，我党可是下了血本。
你想啊，要是能把他搞定，第11军三个师整整齐齐参加起义，那南下的局面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特别是第11军里有个最大的雷——蔡廷锴带的第10师。
蔡廷锴这人是典型的旧军人，只认长官不认主义，要是朱晖日登高一呼，蔡廷锴大概率会跟着走。
可惜啊，这朱晖日是个死硬派，关键时刻不仅不来，还站在了对面。
这就逼得咱们只能走险棋：让叶挺“火线转正”，直接顶着军长的名头下命令。
这一招其实挺悬的，尤其是面对蔡廷锴。
蔡廷锴当时虽然点头了，但他心里那点小九九谁都看得出来——他是看在叶挺老上级、老战友的面子上，加上形势逼人，才没当场翻脸。
后来南下半道上蔡廷锴带着队伍跑了，其实在这个晚上就已经埋下雷了。
所谓的名正言顺，在生死关头，往往比不上一句老战友的情分。
如果说第11军还算是“半壁江山”，那第9军就纯粹是在唱“空城计”了。
在起义名单上，朱德的名字写在第9军军长后面，看着挺唬人。
但你要是去翻当时的兵力部署，能把你下巴惊掉：堂堂一个军长，朱老总手里能调动的人马，只有教导团的500多号人。
这点人，别说打攻坚战了，就是守个城门都嫌人手不够。
难道是我们故意为了壮声势，硬凑个数？
还真不是。
这个第9军，原本是有人的，而且是一支近万人的精锐。
这就得提个被很多人忘到脑后勺的名字——韦杵。
韦杵当时是第28师的师长，手里握着重兵。
他不仅是朱德的老同学，还是老步下，两人私交没得说。
最关键的是，韦杵虽然穿着国民党的皮，心里早就对蒋介石那一套烦透了。
经过朱德秘密运作，韦杵已经答应带着全师起义。
按原剧本，韦杵当军长，朱德当副军长，这近万人的生力军那是妥妥的主力。
谁知道命运跟这儿开了个大玩笑。
就在起义前几天，韦杵突然病了，而且病得特别重，根本起不来床。
这不是装病，是真的倒下了。
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强行调动一支主官不在的旧军队，风险太大，搞不好就得哗变。
没办法，组织上只能放弃这块肥肉。
但箭都在弦上了，不得不发啊。
为了保持起义的声势，朱德只能硬顶上“第9军军长”的头衔。
这不仅仅是为了好听，更是为了吓唬敌人——让对面以为我们真有三个军。
所以说，朱德在南昌那一夜，更多的是个精神领袖和战术大师，而不是带兵冲杀的猛将。
那个只有500人的“第9军”，成了那晚最悲壮的一个注脚。
有时候，一个虚张声势的番号，比千军万马更能稳住人心。
故事讲到这，你肯定好奇，那两个“缺席”的人——朱晖日和韦杵，后来咋样了？
这又是个挺讽刺的对比。
拒绝起义的朱晖日，虽然保住了他在国民党里的位置，也就混个温饱。
他这种旧军阀，在蒋介石那个嫡系圈子里根本进不去核心。
抗战时候虽然挂着个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其实就是个摆设，浑浑噩噩混日子。
到了1949年，跟着国民党稀里糊涂跑到了台湾，最后1968年病死在台北，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
而那个因为生病错过起义的韦杵，虽然没当成“开国元勋”，但他这辈子还真没背离过信仰。
尽管身体不行没参加成南昌起义，但他一直跟我党有联系，长期利用身份搞反蒋活动，甚至被特务追杀。
1949年后，韦杵留在了大陆，新中国也没忘了他，请他当了云南省政府参事。
可惜韦将军身体底子太差，1951年就走了。
如果当年他没病倒，南昌城头的历史，搞不好真得重写。
回头看1927年那个晚上，所谓的“三个军”，其实是一场虚实结合的豪赌。
贺龙的义气、叶挺的担当、朱德的隐忍，把这支只有23000人的队伍给撑起来了。
他们拿着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的效果。
那个名不副实的“第9军”番号，虽然没几个人，但因为朱德这个名字，在军史上留下的印记，比任何满编军都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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