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初春，北京西郊军区礼堂，粟戎生领取中将肩章。掌声散去，他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八一小学那间窄窄的课堂，班主任伸长脖子追问的情景——“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短短一句，把他扯回了并不轻松的童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八一小学是全寄宿制，孩子们周五收拾行李排队回家。大多数同学一见到父母就撒腿猛跑，他却总是站得笔挺——这不是摆谱，而是家规。楚青很少给儿子拥抱，先摸摸他的帽檐，再检查领口，随后一句“上车”。同学们觉得这位母亲太过生硬，于是老师才会好奇地问那句看似冒失的话。
要理解老师的疑惑，需要把时间撂回1942年。那年冬天，华中淮南，枪声不断，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正带着电台和不到三岁的粟戎生穿梭山岭。孩子一头绑在扁担上，对面是沉甸甸的报话机，行军路上逢水就渡。粟裕不给儿子哭闹的机会，一根竹竿往怀里一塞，直接把他丢进河道，“抓紧，别松手！”这一幕，多年以后仍印在粟戎生的脑海。
抗战结束后，华东保育院收养烈士子女与随军儿童，粟戎生在那儿第一次见到窗明几净的教室。不久南下上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跟着母亲坐火车抵达北平。那一年，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办公室里堆满沙盘与作战电报，没有童话书。父亲唯一的礼物是一把缴获的袖珍手枪——射程只有十几米，却足够让孩子心跳加速。“好好学，长大当兵。”短短七个字，就是家训。
老师对严格家教的误判并非空穴来风。周日晚返校，其他同学背零食、带玩具，他的行囊里是折叠整齐的军被和练字帖。楚青常说，“做人先立规矩。”哪怕是做口算，写错也得重来，与其说像母亲，更像军营里的内务检查。久而久之，班主任就有了“后娘”错觉，于是那句提问脱口而出。粟戎生当时愣住，还是老老实实答：“是的。”
严格养成的结果很快显现。1961年，高考录取率不到3%，他却闯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原本有机会留校搞科研，粟裕却递条子把儿子塞进云南前线。“纸上谈兵没用，战位上见真章。”这话说得云淡风轻，实则把独子推到高危地带。粟戎生心里清楚，父亲是在为他剃“光头”，凡事从零开始。
云南高温潮湿，警报声像闹钟，一天响四五次，两公里跑回阵地成了家常便饭。1962年，他参与击落U-2侦察机，立三等功；随后几年，从战士到排长，每一次晋升都伴随调防。刚离开雨林，又被派往珍宝岛方向的野战部队。北国风沙、零下三十度的夜巡，对他来说完全是另一种考验。
临行前，粟裕写下《老兵乐》：“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没什么煽情，只有冷峻的战场节奏。三年打坑道、排哑炮，他带的连队零事故，再次立功。战士们背地里评价：“连长轴得像铆钉，但从不把我们往火堆里推。”这句评价，比奖章更让他在意。
1983年，粟戎生被任命为第200师师长。签完任命书，他直奔医院探望病重的父亲。病床旁，他只听到一句断断续续的嘱托：“连、团、师，层层关键。”后来回味，这既是叮咛，也是交班。翌年2月5日，粟裕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粟戎生此后历任军务部副部长、第24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外界常把他的成就归结为“虎父无犬子”，可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他真正继承的不是显赫头衔，而是那套近乎苛刻的行事标准——战时保命，平时练兵，什么岗位都能站住脚。
2006年退休，他参加重走长征路。身边有人问：“老将军，这么大年纪还折腾？”他咧嘴笑：“走走看看，别让腿生锈。”人群里，谁也想不到，多年前正是他母亲的“冷漠”与父亲的“狠心”，让八一小学的那个孩子练就这副铁骨。
至于那句“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如今听来像个玩笑，却精准揭开了粟家家风的秘密——外人看来冷硬，实则以最直接的方式，把担当与本事灌进下一代的血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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