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31日，北京贴着零下十几度的寒气，西长安街上的路灯仍冒着白雾。清晨七点，刚参加完一次“三反”情况通报会的滕代远回到铁道部办公楼。他刚脱下呢大衣，秘书就递来一封盖着“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红章的急件。信很短：举报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涉嫌私制吗啡、贪污旧币4亿元。落款是“铁道系统职工数人”。 三反运动进入攻坚期，中央已明确把“反贪污”放在与“镇反”同等的位置。刘青山、张子善伏法的枪声余音未散，任何涉及巨额款项的检举都会让相关干部如坐针毡。信中对蔓焰措辞严厉：“利用职权擅造鸦片制剂，倒卖牟利，侵吞公款。”那串数字——4亿元旧币，看似天文，却足以引爆舆论。滕代远皱着眉，陷入思索。 蔓焰是卫生局的骨干，北平和平解放前就在铁路卫生系统任职。工作踏实，脾气直爽，几乎没出过纰漏。奇怪的是，此人从不抽烟更不沾酒，对麻醉药品反而研究颇深。十多年来，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医生手里没药，跟空手上战场一样。”可举报信摆在桌面，事实真相成了悬念。 当晚八点，滕代远叫来副部长武竟天，把蔓焰找到小会议室。灯泡亮度不足，墙上一副《铁路交通示意图》被照得斑驳。滕代远开门见山：“你私制吗啡？还贪污4亿元？”蔓焰站得笔直，声音有点沙哑：“若我贪一分，任凭组织处置。”一句话不到二十字，却带着颤音。 贪污问题先放一边，私制麻醉药却不能敷衍。全国200多万铁路职工及家属的手术、止痛全靠吗啡，可国内药厂尚未成规模，军队储备也捉襟见肘。1949年以来，很多铁路医院只能把病人绑在手术台，硬生生切除阑尾，这是真事。蔓焰解释：“1950年冬，热河省交来大批鸦片原料，求技术换资金。我请示武副部长，得到了口头同意，才派人制取吗啡精。成品大部分返销铁路系统，价格并未超合同。” 私制——是否违纪？需要查。贪污——有无凭证？亦需查。眼下缺的不是审判，而是事实。滕代远心里有杆秤：如果纯粹是为了保障医药供给，组织尚可追认手续；若真挪用资金，哪怕一分，也得戴上手铐。 2月5日上午，中南海勤政殿开政务院例会。主持者先通报各部“三反”进度，然后念及一条：关于铁道部蔓焰“鸦片制剂”案，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批复“同意逮捕”。会场气氛骤冷，滕代远在后排举手，申请说明情况，却被主持人以“会后详谈”婉拒。文件已发，程序已走，逮捕看似板上钉钉。 散会后，他追上苏井观。“蔓焰制吗啡，卫生部的确未下任务，但当时全国缺这个药，你们又没供货指标。医务人员总不能干瞪眼。”苏井观叹口气：“我只是照文件办事。”一句话，意味深长。 有意思的是，同天傍晚，吕正操在某处向中央领导汇报西北工程局问题，临走前特地补充一句：“关于蔓焰，我们掌握情况与举报不符。”话音落下，领导没表态，只说“材料拿来”。 节俭委员会的态度依旧强硬：已形成处理决定，立刻执行。逮捕既成定局，接下来便是党籍、职务等连带问题。滕代远考虑再三，决定保人。2月6日，铁道部党组临时会议在灰砖小楼召开。滕代远讲话：“卫生局制药厂是我批准的，对外采购也是我拍板的。蔓焰如真贪污，我负全部责任。” 当晚九点，他写下一张不足百字的保条：“蔓焰若有贪污，滕代远负责。蔓焰党籍暂不处理，待核实后再议。”字迹遒劲，用的还是那支老钢笔。纸条送到中节委，经手人沉默良久，最终收下。 然而制度面前，任何个人担保都难阻司法程序。2月中旬，蔓焰被拘押。“部长，信您。”临行前他说了这四个字，然后被押上吉普。关押期整整八个月。调查小组调阅热河省、铁道部、铁路医院三方账册；制药所技师王世栋被传唤多次；罗成德、徐鸿图等地方干部也提供了情况。 审查结果逐渐清晰：
1. 私制吗啡属实，但属应急生产，利润归入卫生局统筹；
1. 4亿元旧币指的是药品估价，不属于个人账目；
1. 蔓焰本人没收取一分回扣。
秋天，北京已泛黄叶。调查结论报到中央，“不构成贪污”七个字让许多人松了口气。蔓焰取保候审，党籍保留，行政记一次警告。与同时期落马的“大老虎”相比，这个结果算轻。 出狱那天，蔓焰先回家换了身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直奔铁道部。走廊里，滕代远正批文件。两人相视几秒，没有握手，没有拥抱。蔓焰声音发哑：“多谢护我清白。”滕代远只是抬头：“制度要完善，个人要守规矩。以后，凡制药，先写申请。” 几年后，特殊年代到来，滕代远本身也遭到“左”的冲击。有同志私下问他：“您那年为蔓焰保驾，值吗？”他淡淡一句：“坚持实事求是，总得有人站出来。” 嚴谨地看，这场风波揭示三层意味：第一，制度缺位时的灰色地带易被放大为贪腐；第二，干部个人意志在运动环境里能否发挥正面作用，全凭勇气与分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便政治高压之下，调查和决策仍需尊重事实，否则既伤干部，又损事业。 蔓焰案尘埃落定后，铁道部立即补齐制药审批流程，卫生部开始在上海、天津设立专门吗啡生产线。短短两年，铁路医院的麻醉药告别配给荒。表面看是一桩个人案，实际牵动的是公共医疗体系的完善。 对当年亲历者而言，结局远非故事般圆满。蔓焰八个月羁押留下的精神创伤无人抚平；滕代远在后续政治斗争里依旧坎坷。但是，1952年那张保条，记录的是一种担当：用职务声誉为下属争取调查时间，用事实对抗情绪化办案。这份担当，在新中国早期干部队伍中，并不常见，却弥足珍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