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晚，北京城的夜风已有凉意，第一届政协正在中南海紧锣密鼓地排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礼仪与规格。会上，一个看似琐碎却逃不过众人目光的话题被提了出来——开国庆功宴该喝什么酒。“老茅台行不行？”有人低声试探，周恩来只轻轻摇头，说了句：“量太少，供应不上。”一句话点醒众人。
把时钟拨回三个月前。解放军接管北平，北京饭店一层空荡的西餐厅里，几口大铁锅还蒙着尘。饭店总管郑连福接到通知，要在十月一日晚上接待几百位嘉宾。厨师可临时请，食材可就地采，可酒却必须提前定。那年，全国仍在废墟中复苏，粮秣紧张，优质白酒更是凤毛麟角。
全国名酒无外乎四大：茅台、泸州老窖、汾酒、绍酒。茅台在黔北小镇，酒坊星散，年产仅区区六十多吨；泸州老窖刚从兵火中翻身，瓷坛碎了一地；绍酒绵甜，度数偏低，适合文人雅聚，却压不住军人豪情。最后便剩下汾酒。
汾酒的优势在三点。第一，产量。山西杏花村作坊大多完好，解放军进入太原后，几乎没动过那口老窖池，年产过百吨不成问题。第二，运输。太汾铁路已通车，再转京包线，两天便能把酒坛送到前门东站。第三，口感。汾酒清香绵长，不辣嗓子，北方人喝得起劲，南方人也下得口。这三条摆上桌，足以压倒其他选择。
周恩来随后拍板：主酒用汾酒，辅以竹叶青和五年陈绍兴。决定刚落笔，山西省政府立刻回电：保证按时到京，严选头锅春，坛坛检验。余清心局长看完电报，抓着帽子对郑连福笑道：“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有意思的是，酒定下后，北京饭店的大铜壶却不够用了。中餐讲究温酒，汾酒遇到凉秋一冷就缩味。郑连福没多说，连夜找铁匠打了四口新壶，每壶能温十斤。铜锤声在后厨当当作响，和东长安街的车轮声混成一片。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天安门城楼礼炮轰鸣，掌声潮涌。当夜七点，北京饭店灯火通明。两百六十八张圆桌排成品字形，中间摆满秋菊与松枝。第一道五香鱼刚上桌，服务员便抱来温得正好的汾酒。白瓷小盅被依次斟满，酒气氤氲，如丝般滑过鼻尖。
“尝一口看看。”贺龙端盅凑到林伯渠面前。林伯渠抿了一口，笑言：“入口清，后劲足，好酒！”短短一句，把汾酒的神韵说透。席间，自八路出身的老将多豪饮，白色盅子换成了深口玻璃杯。竹叶青与绍酒则安静躺在边桌，更多像调剂。
不得不说，汾酒的淡雅与那晚的气氛很贴。大家庆功，却不炫耀；喝得爽，却不失分寸。半夜十一点，宴会结束，临走的人不醉也不闹，井然有序地离场。北京饭店门前，那些空酒坛被码成小山，月光下一闪一闪。
从功用角度看，汾酒解决了供量、运输和口味；从历史角度看，它也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和“新中国”这三个字一样，干净、简明。若那晚真用茅台，不但难以保证杯杯同味，还可能出现“有人满杯有人空盅”的尴尬。对新生政权而言，任何细节都不能松。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茅台声名鹊起，成为国宴常客，可在1949年，它还只是黔北深山里的地方特产。时代推着它成长，也让汾酒成为开国第一宴的独家记忆。多年后，有老兵回忆：“一闻汾酒味，耳边就想起那天礼炮响。”这句朴实话，道尽了选择背后的分量。
开国盛典结束，汾酒厂依旧忙着窖藏，茅台在赤水河边慢慢扩产，其他名酒也各自复苏。酒如人，命运不同。可无论后来谁登上宴席首位，汾酒都已把“第一”两字牢牢写在共和国史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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