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日清晨,湘潭的风有些凉。开往韶山的中巴里,三位乘客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贺麓成、毛岸青和邵华。一车游客有人认出了毛主席的长子,却没人意识到,那位戴平光眼镜、不声不响的中年人,其实是毛泽覃的独子。贺麓成拉着衣领,静静望向窗外连绵的稻田,似乎在跟父亲的故土打招呼。

汽车停在毛泽东同志故居门口时,毛岸青扶着车门先下。他回头喊了一句:“小贺,慢点!”一句轻描淡写的称呼,道出了兄弟间不愿外露的亲近。工作人员领路,先到了毛泽覃当年住过的小屋,屋里陈设极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让人立刻沉静下来。贺麓成一步步挪过去,视线死死黏在那张英气的侧脸上,足足站了七八分钟没动。有人低声提醒该往前走,他手指微抬示意等一等,像要把父亲的神情刻进脑海。

有意思的是,这趟韶山行之前,井冈山意外的相遇才促成了同行。当时贺麓成在黄洋界旧址做口述资料补充,碰巧撞见结束江西疗养的毛岸青夫妇。兄弟十余年未见,一顿朴素的农家宴吃得格外热闹。餐桌上,毛岸青提议:“既然都难得休假,不如回韶山看看?”邵华也附和,计划就这么拍板。

从韶山冲的青瓦民居走到故居正堂只几十步,毛岸青却走得格外慢。他的右腿行动不便,步子拖泥带水,贺麓成时不时伸手扶一下。到正堂时,两人并肩而立,正对一排家族老照片。毛岸青突然叹了口气:“小叔去世得太早了。”声音不高,却像钉子钉进木板,周围瞬间安静。贺麓成没有接话,眼眶明显红了。

若把时间拨回五十年前,很多人以为毛泽覃的孩子早已被中央重点照顾。事实恰恰相反——贺麓成在江西山村度过整个童年,自认只是普通农家娃。母亲贺怡长期隐蔽战线,能写信已属奢侈,他更没见过父亲一面。1949年母子重聚刚半年,贺怡因车祸遇难。十五岁的少年在担架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呢?”没人敢回答,他自己低头看见母亲血迹染过的衣角才明白。那一夜,他发高烧不退,随后被姨妈贺子珍接去上海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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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贺子珍的教育方式很直接:先治腿,再读书,不提往事。她对外只称“这是外甥”,叮嘱贺麓成“别让出身成为负担”。于是上海中学、交通大学,他始终隐藏身份,也始终名列前茅。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青年工程师,他被挑中翻译导弹资料,后又参与制导系统方案设计。1960年那份被采纳的方案,如今依旧存放在总装档案室,上面签名写着“贺成”,连姓氏都省去一半。

试想一下,毛主席若知道亲侄子参与了第一枚中近程导弹研制,情绪会有多激动。可直到1976年主席追悼会筹备,李敏在名单上补写“贺麓成”三个字之前,外界几乎没人把这位高级工程师与毛家联系起来。那天,北京冷风嗖嗖,贺麓成穿着旧呢子大衣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与伯父的遗像正面相对,他默立良久,随后转身离开,仍旧没向任何媒体透露身世。

进入八十年代,技术骨干陆续提拔,贺麓成却执意推辞行政岗位,理由简单:“搞管理不如搞研究”。1980年总参系统第一次评高级职称,他拿到“001号”证书时还在笑,说自己不过“占了岁数早的便宜”。同事这才知道,面前这位总爱给年轻人改公式的老工程师,竟是“主席的小侄子”。

那次韶山之行,兄弟俩后来又去了滴水洞。导游指着墙上一幅1984年的合影向毛岸青介绍,他眯眼辨认良久,兴奋地拍了拍贺麓成肩膀:“看,这里!”语气像孩子炫耀发现宝藏。贺麓成点头,却把注意力落在背后山坡。他轻声说:“父亲当年在这里种过南瓜。”短短一句,将人扯回硝烟中的三十年代。

下午返程途中,毛岸青突发旧疾,脸色煞白。贺麓成握住对方的手:“兄弟别怕,有我在。”车厢安静得只剩发动机声音。回到长沙医院,毛岸青稳定后,握着堂弟的手嘱咐:“一定得把小叔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这句话后来成了贺麓成往各地中学、军工单位作报告的理由。他第一次走上讲台时,袖口还紧紧攥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韶山墙上的那张缩印版。

1992年,贺麓成办理退休,随后受邀在几家科技企业担任顾问。他接受,但规定每年盈利的百分之十划给老区教育基金。有人问缘由,他只说:“父亲和母亲,都是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再多也没解释。日子依旧朴素,家里用着早年配发的旧家具,外人来做客常以为走错了门。

多年后,贺麓成把长子户口改回“毛”,理由写在派出所表格备注栏里:“缅怀祖辈。”办事员愣了一下,没多问,只在电脑里敲下两个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