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开城的夜风吹得铁皮屋顶哗啦作响。联合国军谈判代表沃切斯愁眉紧锁,他低声嘟囔:“如果华盛顿再不拍板,我们可就骑虎难下了。”这句牢骚,后来被记录在美军档案里,成为李承晚第一次误判同盟决心的注脚。

时间拨到2022年2月24日,基辅上空警报长鸣。泽连斯基坐在总统府地下指挥室里不停刷手机,他盼望着北约即刻出动战机设立“禁飞区”。电话那头的布鲁塞尔官员却只反复强调“我们将继续提供援助”。短短一句场面话,把72年前的历史残影投射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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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晚的第一个误区,是把美国的安全边际当成自己的统一蓝图。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南下,李承晚仓促撤离汉城,越过汉江时甚至炸掉了仅存的桥梁。一次兵败,他便对杜鲁门发布了十余封“催兵电报”。可美国决策层心里很明白,真正的战场在欧洲,朝鲜只是与苏联角力的边缘棋子。志愿军10月入朝后,联合国军先赢后输的剧烈反差,更让华盛顿对全面投入心生犹豫。

相似的一幕在2022年3月也出现。俄军推进至基辅近郊,美欧舆论山呼海啸般“站队乌克兰”,但白宫依旧重复那句熟悉的声明——“不会与俄罗斯直接交火”。盟友的公开承诺听得热血,暗地里的算计却冷得彻骨。李承晚当年没有看透,美国人也不打算让泽连斯基看透。

1953年6月17日夜,南朝鲜宪兵突然押送两万五千名北方战俘出营,撕毁停战谈判即将达成的“遣返协议”。李承晚自鸣得意,以为这一手就能逼美国跟着他走。结果,美方驻韩司令部不仅没有配合,还用无线电向板门店保证“美军不知情”。志愿军随后发起金城战役,三天之内撕破南线二十多公里防御,李承晚被迫含泪回到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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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也犯过类似错误。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放话:“如果北约不行动,乌克兰也会自己行动。”然而欧美对“禁飞区”的沉默,与70年前针对南朝鲜的“有限支持”如出一辙。前线战场上,乌克兰部队固然勇猛,但与俄军火力鸿沟仍需西方军援来弥合,这种结构性依赖让政治赌注越来越高。

误区之二,是高估自身在盟友体系里的价值。1948年,美国选择李承晚,仅仅因为他足够反共且能说流利英语。杜鲁门曾在日记里写道:“他难以相处,可目前没有更好的人。”1951年,以田纳西参议员基弗弗尔为代表的国会山强硬派屡次质疑:“为什么要为这个独裁者买单?”韩国战场一旦失利,李承晚随时可能被抛弃。1960年4月,学生游行冲进景武台,美驻韩使馆连夜安排李承晚出境避难,这位“盟友”落脚夏威夷后再无翻身机会。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泽连斯基的形象目前在欧美媒体属于“需要的时候抬上天”的典型。援助法案在国会拉锯,嘴上喊“坚持到底”,拨款却走走停停。谁都清楚,一旦成本超过选民容忍上限,基辅的战略位置会被迅速折价。这种微妙的心理落差,与当年李承晚信誓旦旦“我若退,美国必损失亚洲”的自我膨胀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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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两位领导人在国内治理上也呈现出一种“外松内紧”的反差。李承晚依赖《国家保安法》维系统治,朝鲜战争期间抓捕异见者十余万人,却未能真正激发大众动员的活力;泽连斯基则在战时禁止多个俄语政党活动,实行严格的媒体管制,但一线部队依旧抱怨缺少弹药和轮换。这种强行政、弱动员的治理模式,一旦外援减速,后方社会容易出现疲态。

战场之外,经济账同样写得明白。1951至1953年,美国对韩军事援助占南韩财政支出的60%以上,一旦停战,援助断崖式下跌,李承晚政府立刻出现赤字危机;2022年至2023年,美欧对乌援助金额已占乌克兰GDP的三成左右,一旦西方财政吃紧,基辅也将面临同样的窘境。数字不同,逻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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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李承晚当年在战俘问题上遵守协定,主动争取停战,也许可以为韩国换得喘息时间;若泽连斯基能更早捕捉到盟友“参战有价”的信号,或许会把谈判窗口留得更宽一些。历史无法假设,但相似的决策失误却总在不同舞台重复上演。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终于签字。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对身边参谋说:“敌人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伙利益集团。”这句话,比任何教科书都直白。2023年秋天,东欧战线依旧炮火绵延,乌克兰仍在等待下一批援助。利益集团换了装束,本质却并无二致。

过去一年多的俄乌冲突,让外界再度回味那条古旧规律:当弱国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在大国保票上,无论口号多么响亮,结局往往难以自主掌控。李承晚已成旧案,但他的教训正在东欧土地上同步检验,成败如何,时间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