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月，北京的夜晚依旧寒冷，灯光却比过去亮得多。刚刚结束苏联访问的毛主席翻阅文件至深夜，秘书送来最新电报：湖南韶山出现大旱。纸条很短，却让他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春耕在即，家乡却缺粮少水，这种忧虑旁人难以体会。新中国刚起步，中央事务堆成山，毛主席短时间内无法返乡。恰在此时，毛岸英请缨回湖南探望亲友并了解灾情。父子对视片刻，毛主席拍了拍儿子的肩：“记住，一定替我向乡亲们问好。”
五月初，火车汽笛划破黎明，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托南下。一路走访长沙、湘潭、韶山，他把粮食、布匹和药品分送给灾民，也把乡里的情况详实记录。乡亲们见到毛家后人，分外亲切，长者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别忘了告诉主席，我们能挺过去！”
在韶山冲，毛岸英拜会表舅文运昌。几杯热茶下肚，文运昌忽然提到：“菊妹子当年还有个养女，至今还活着。”毛岸英先是一怔，随即追问细节。文运昌所说的“菊妹子”，正是毛主席视若亲妹的毛泽建。
返京的车厢里，毛岸英对着笔记本梳理线索：养女原名梁国生，现名陈国生，在湘乡县。回到中南海，他迫不及待向父亲汇报。听说毛泽建竟留下一脉血缘，毛主席的神情瞬间从惊讶转为凝重，“她现在在哪儿？”一句急切的追问冲口而出。
毛岸英答道：“地址还不确定，我已托文舅去查。”毛主席点头，却明显难以平静。毛泽建牺牲已二十余年，他从未想到这位妹妹还有后代在世。
毛泽建出身寒门，曾被过继到毛家。1925年前后，她追随兄长投身革命，自改名“毛达湘”，与丈夫陈芬组成地下小组。1929年夏，毛泽建在衡山被捕，年仅二十四岁便慷慨赴义。当时传来的噩耗只有“烈士就义”，并无后人消息。
事实上，毛泽建在战斗间隙曾收养陈芬胞姐的女儿。燕子低飞、炮火纷飞的岁月里，那名女婴被改名陈国生，寄养在外婆家。陈国生成长后嫁给湘乡警局督察员宋毅刚。1949年湖南易帜，宋毅刚随地方武装和平起义。
文运昌很快在湘乡找到陈国生。她听说舅舅毛主席仍惦念家人，既惊讶又感激。按照文运昌的建议，她写了两封长信递往北京。信中说明身世，也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希望有机会当面拜见舅舅；二是想找份安稳工作，以便抚养三个孩子。
忙碌的毛主席抽空逐字阅读。他在回信里肯定了陈国生几十年颠沛不易，同时提出：“留在湖南工作，对家乡建设更有帮助。”对方是烈士后代，工作问题不难解决，关键是要就地扎根。
1951年春，中央办公厅发出邀请，陈国生与文运昌、文涧泉一道赴京。列车到达丰台，接站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西苑等候。”陈国生紧张得手心冒汗。
见面那天气氛并不拘谨。毛主席笑着先发问：“外甥初次见舅舅，可带了礼物？”短短一句，化解了对方的不安。陈国生有些窘迫：“三舅，我只带了家乡的近况。”毛主席摆手：“那正合我意，材料比礼物珍贵。”
随后谈及家庭。得知宋毅刚属抽壮丁进入旧军队，且无债务案件，毛主席叮嘱：“要了解清楚，若真犯过事，你就把孩子接来北京，组织会妥善安排。”这番话让陈国生红了眼眶，却还是强忍情绪。
交谈间，自然提到毛泽建墓地。衡山金紫峰麓的那座小土丘已被风雨剥蚀。陈国生鼓起勇气：“能否申请一点经费修墓？”毛主席摇头，声音平缓却坚定：“国家建设正要钱，不能先顾自家。等经济好了，所有烈士都该有碑。”堂妹与父母一样，均不享特殊。
几日后，陈国生带回中央批示：安排其在湘乡县供销社任职。她谢绝了留京挽留，回到湖南继续工作。毛主席不时托人致意，让她留心身体，也关注丈夫的表现。
同一年冬天，志愿军传回噩耗——毛岸英牺牲于朝鲜前线。陈国生得知后愣坐良久，默默写信安慰舅舅，却最终没有寄出。
进入五十年代后期，湘乡县档案里仍能见到陈国生的名字。她积极动员乡亲支援水利建设，逢年过节把基层情况报告长沙，再由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那一封封薄薄的材料，兑现了她第一次见面时的“礼物”。
毛主席后来在工作批示里偶尔提到：“湘乡供销社的统计表值得参考。”知情者不多，却足以看出他对外甥的关怀未减分毫。
这一段插曲没有波澜壮阔的战役，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折射出革命年代遗留的家族情感。妇孺流离、亲人失散，在枪林弹雨中并不罕见。难得的是，信念把人们重新联结，让失而复得的亲情得以延续。
时至今日，毛泽建墓地已被当地列为重点保护点。一块简洁的石碑旁，陈国生的后人偶尔前来扫尘。烈士早已长眠，后辈仍在黄土之上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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