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日清晨，北京医院的走廊灯火未熄。75岁的李富春靠在枕头上，气息已弱，他突然拉住值班秘书的手低声问：“周总理现在烧退了吗？”声音几不可闻，却透出焦灼。床头时钟滴答作响，这位打了半辈子经济算盘的老人，最后算计的不是数字，而是老战友的生命时刻。
追溯两人相识，还得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法兰西。1920年冬，马赛港薄雾弥漫，周恩来拎着行李跳下舷梯，正好撞见在码头卸煤的李富春。两人攀谈后发现都加入了勤工俭学励进会，从此经常在巴黎圣米歇尔的狭窄阁楼里讨论工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咖啡杯里常常没有咖啡，更多时候是凉开水，但他们照样激辩到深夜。有人回忆，周恩来边写文章边说：“再苦也得办刊物，不然如何让国内青年知道真理？”李富春闷头排版，只丢下一句：“铅字凉，手心热。”一句玩笑，道尽少年壮志。
法兰西岁月留给两人的不只是革命理论。1922年拒款运动爆发，他们冲在最前。警棍挥来时，周恩来挡在李富春身前；被法国宪兵扣押时，李富春挺身为周恩来辩护。由此结下的生死交情，此后再未中断。
1927年“八一”枪声震响，南昌城头旗帜猎猎。李富春负责后勤，周恩来统筹指挥。起义失败撤离途中，两人仅带一袋干粮，却先把半袋分给了伤员。有人劝周恩来多留一点，他笑而不答，李富春却拍拍口袋：“够了，路上还能找野菜。”这种默契，在之后长征的草地段进一步显现。
1935年8月的毛尔盖，雨水敲打帐篷。周恩来高烧不退，已确诊肝脓肿。必须过草地，却无人敢保证安全。李富春当即决定调出三军团十几名精壮战士抬担架，并亲自殿后。沼泽泥水几次吞掉脚踝，担架险些倾覆，他索性赤脚探路。六昼夜后抵达班佑，周恩来脱险。同行警卫回忆，李富春那双脚血泡与青黑并存，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两人再度并肩，只不过战场换成了会议桌。1950年1月到2月的莫斯科正值零下三十度，苏共大楼里灯光彻夜长明。周恩来主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李富春则紧盯重工业合同的每条数据。谈判进入僵局时，周恩来暗示先退半步，李富春顺势抛出“先易后难”的分步清单，苏方代表被迫接招。短短四十五天，他们换来一纸条约和一百四十一项援建项目，为之后的“一五”计划奠定底子。
1953年夏，再赴莫斯科。周恩来不便久留，由李富春领衔谈判直至翌年。外电评论说，中国代表团里那位戴眼镜、话不多的部长，是最难缠的。“难缠”背后，是他对总理负责的原则：任何数字不准随意口头承诺，任何条款必须先电报国内核实。周恩来在北京收到密电，也只回两个字：“同意”。简短，却信任满满。
进入1960年代，风云突变。李富春被剥夺实权，生活都受影响。冬日暖气不热，警卫跑遍管理部门无人理睬。周恩来获悉，立即批示维修。杨德中连夜布置，第二天工人就进院换管道。有人问周恩来：“这种小事也要您管？”他沉声回答：“他的身体要紧，别再添病。”一句平淡，透出难以割舍的情义。
1974年末，周恩来住进医院，病情恶化迅速扩散。李富春得知后精神骤降，经常独坐窗前出神。那时他已患严重心脏病，但每天仍让秘书抄录国务院发布的总理病情通报。医护劝他保重，他摇头：“我和恩来同岁，同走过这么多年，他痛，我也跟着痛。”
1月15日的人民大会堂寒风凛冽。李富春的灵柩覆以党旗，周恩来由两名医护搀扶步入大厅。短短几步，他停了三次，额头沁出汗珠。蔡畅迎上去轻声埋怨：“医生不让你动的。”周恩来微微摆手：“必须来，老李挂念我。”随后，他注视灵柩良久，嘴唇微动，听不清内容，只见眼角微微湿润。
礼成之后，周恩来返回病房，体温再度升高。医院记录表上，护士写下当天特别备注：患者出席追悼会后体力明显下降。当晚，国务院秘书带来李富春遗孀蔡畅的口信，只有一句：“他最后还是想知道总理的情况。”周恩来把纸条合起，放在枕边，再也没有移开。
两位老人一同跨过战火、饥饿和政治风浪，把个人安危置于国家兴衰之后。李富春临终念念不忘周恩来，周恩来病重仍坚持送别故人。半世纪的相知相守，于此刻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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