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三楼会议室的窗户半开着，五月的风带着槐花香溜进来。
主任在会上说信访办最近忙不过来，要临时抽调人手。
我低头看着笔记本上的格子，心想这种差事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新人。
没想到主任下一秒就点了我的名字：“于俊材，你年轻，学习能力强，去帮两周。”
散会后，走廊里碰到陈大姐，她拍拍我肩膀：“小于是俊材，锻炼锻炼也好。”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莫名有些发慌。
这种慌没来由，像鞋底沾了湿泥，走起来总觉得沉。
直到三天后的那个下午，信访接待室的门被推开。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他递过来身份证时，手指有些抖，但眼神很定。
我接过证件，低头看去——郑义方，六十五岁，永丰乡。
血液好像瞬间冻住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在父亲那本泛黄的日记本里。
在母亲偶尔失神时漏出的只言片语中。
二十年前，就是这个郑义方的一封举报信，让我父亲于建国失去了工作。
从此我们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坠落到谷底。
父亲三年后病逝，死前还念叨着“我没贪”。
现在，这个人就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旧办公桌。
他知不知道我是谁？他为什么要来？
冯主任在隔壁房间打电话，声音隐隐约约传来。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
窗外传来远处施工的轰鸣声，但那些声音好像隔了一层玻璃。
郑义方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同志，我要反映个问题。”
我握笔的手心全是汗，努力让声音平稳：“您请说。”
他看着我，眼神深得像口老井：“是关于二十年前的一桩旧案。”
“我要为当年举报永丰乡农机站技术员于建国的事，讨个说法。”
我的笔尖戳破了记录纸。
01
街道办的午后总是慵懒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
我在扶贫资料堆里抬头，颈椎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来街道办工作快半年了，每天就是整理档案、写简报、接待咨询。
工作琐碎得像秋天的落叶，扫完一层又落一层。
但我珍惜这份稳定，毕竟大专学历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不容易。
母亲在电话里总说：“好好干，别学你爸。”
父亲在我记忆里是个模糊的影子，瘦高，话少，身上有机油味。
他去世时我七岁，只记得灵堂里白花花一片，母亲哭晕过去两次。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县城，母亲在超市做理货员，把我拉扯大。
她很少提父亲的事，我问急了，她就红着眼睛说：“你爸是清白的。”
可怎么清白的，她却说不清楚，只说“被人害了”。
“俊材，过来一下。”
陈大姐在门口招手，她是我们科室的负责人，五十出头，热心肠。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走过去，她压低声音：“冯主任那边缺人，点名要你去帮忙。”
“信访接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谁天生就会？”陈大姐拍拍我，“就是登记登记，听群众反映问题。”
她看了看四周，声音更低了：“冯主任那人脾气直，但心不坏，你机灵点。”
回到座位，我盯着电脑屏幕发了会儿呆。
信访两个字像两根刺，轻轻扎在心上。
我莫名想起父亲，想起那些关于举报信的风言风语。
下午三点，我抱着笔记本上了四楼。
信访办在走廊尽头，门牌上的漆已经斑驳了。
敲门进去，屋里烟雾缭绕，冯主任正对着电话说：“您别激动，慢慢说。”
他四十多岁，头发稀疏，眼睛因为长期熬夜布满血丝。
挂了电话，他上下打量我：“你就是于俊材？坐。”
我拘谨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晃。
“信访工作不好干，”冯主任点了支烟，“但最能锻炼人。”
他简单讲了讲工作流程：登记、分类、能答复的当场答复。
不能答复的记录下来，按程序转办，还要定期跟踪反馈。
“最重要的是态度，”他吐出一口烟，“群众带着气来，你不能跟着上火。”
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明天开始，你先在旁边看着，学习怎么接待。”冯主任掐灭烟头，“对了，你父亲是不是……”
他的话没说完，桌上的电话又响了。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心里那根弦却绷紧了。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关于我父亲的事？
走廊里遇到陈大姐，她拎着热水壶上楼：“怎么样，冯主任没为难你吧？”
“没有，就是让我先学习。”我顿了顿，“大姐，冯主任认识我父亲吗？”
陈大姐愣了下，笑容有点不自然：“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刚才好像要提起，但电话响了。”
“老冯在街道干十几年了，可能听说过吧。”陈大姐转身去接水，“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多想。”
但我没法不多想。
下班时已经六点半，夕阳把街道染成橘红色。
我骑着电动车穿过老街，两旁梧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
到家时母亲正在做饭，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
“今天怎么回来晚了？”她从厨房探出头。
“被抽调到信访办帮忙，可能要两周。”
母亲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信访办？怎么让你去那儿？”
“人手不够吧。”我脱下外套，“妈，你认识一个叫郑义方的人吗？”
哐当一声，锅铲掉在了地上。
母亲慌忙弯腰去捡，背对着我：“怎么突然问这个？”
“今天听人提起，好像以前是永丰乡的干部。”
母亲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临睡前，我打开那个旧皮箱，里面装着父亲的遗物。
几本专业书，一枚褪色的奖章，还有一本薄薄的日记本。
日记本只写了前面几页，字迹工整但透着疲惫。
最后一段写着：“郑干事今天又来了，说上面在查账。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五日。
那个郑干事，就是郑义方吗？
窗外的月光很冷，我合上日记本，心里乱糟糟的。
02
信访接待室比我想象的小，不到二十平米。
靠墙摆着两排旧沙发，坐垫已经凹陷下去。
墙上贴着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打印纸有些泛黄。
冯主任让我坐在靠门的位子，那是助理员的位置。
“今天你先看我怎么做，”他倒了杯浓茶，“多看少说，不懂的记下来。”
我点点头，翻开崭新的记录本，在第一页写上日期。
上午九点刚过，第一位来访者就推门进来了。
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凌乱，眼睛红肿。
“我要告物业！”她一坐下就开始哭诉，“屋顶漏水半年了，没人管！”
冯主任耐心听着，时不时问几个细节问题。
我在旁边记录：房屋位置、漏水时间、已向哪些部门反映过。
“您别急，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冯主任声音平稳，“三天内给您答复。”
女人半信半疑地走了，冯主任转头看我：“这种属于邻里纠纷，转给物业办。”
“那如果物业办不管呢？”我问。
“那就再协调，一次不行两次，总有办法。”
整个上午来了六拨人，有反映拆迁补偿的，有投诉噪音污染的。
还有个老爷爷拿着泛黄的土地证，说祖宅被占了几十年。
冯主任处理得很熟练，该安抚的安抚，该解释的解释。
中午在食堂吃饭，陈大姐坐到我旁边：“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就是觉得……群众反映的问题都挺难的。”我实话实说。
“基层工作就是这样，”陈大姐叹气，“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她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小冯这人其实不错，就是脾气冲了点。”
“他以前也在乡镇干过吗？”
“干过十几年呢，后来才调到街道。”陈大姐顿了顿，“对了，你父亲的事……”
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拍拍我肩膀：“好好工作，别想太多。”
下午的接待更考验人，来了个醉酒的中年男人。
他拍着桌子大喊：“凭什么不给我办低保？我残疾证都有！”
冯主任让我去倒杯水，他慢慢把对方扶到沙发上。
“老哥，您慢慢说，把证件给我看看。”
醉酒男人骂咧咧地掏出一堆皱巴巴的纸。
冯主任仔细翻看，眉头渐渐皱起来：“您这残疾证是三级，按政策确实不够。”
“什么够不够？我都不能干活了！”男人又要拍桌子。
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但冯主任还是很耐心。
他拿出政策文件，一条一条解释，最后说可以帮忙申请临时救助。
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但语气已经软了很多。
“看到没，”冯主任喝了口茶，“有时候群众不是要闹，是要个说法。”
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耐心、政策熟、给出路。
下班前，冯主任突然问：“你父亲是不是叫于建国？”
我心里一紧：“是的，您认识？”
“听说过。”冯主任看着窗外，“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参加工作。”
他欲言又止，最后摆摆手：“回去吧，明天你试着独立接待。”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冯主任那句话。
他知道什么？为什么说到一半又不说了？
晚饭时母亲看起来心神不宁，菜里放了两次盐。
“妈，冯主任好像认识爸。”我试探着说。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他说什么了？”
“就说听说过，没多说。”
母亲沉默地吃饭，过了很久才说：“俊材，要是听到什么……别往心里去。”
“妈，爸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出口，“那个郑义方，是不是他举报的？”
母亲放下碗筷，眼睛红了：“你爸没拿公家一分钱，他是被冤枉的。”
“那郑义方为什么举报？”
“不知道，”母亲摇头，“你爸死前只说，郑干事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举报别人还能说是不得已？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打开父亲的皮箱。
除了日记本，箱底还有几张泛黄的纸条。
其中一张写着：“郑义方干事：账目已核对三遍，无误。于建国。”
字迹很工整，像是正式的工作便条。
另一张是收据复印件，写着“农机配件一批，三千七百元”。
签字栏有两个名字：于建国，郑义方。
这两个人曾经是同事，甚至可能是合作伙伴。
那后来为什么会反目？为什么要举报？
窗外的天色渐渐泛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而我还困在二十年前的谜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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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一次独立接待，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办公室。
把桌椅擦了一遍，烧好开水，又把政策文件摆在手边。
冯主任九点才来，看到我愣了一下：“来这么早？”
“想提前准备准备。”我实话实说。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笔记本：“这是我以前记的，常见问题处理办法。”
我接过来翻了翻，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案例。
“谢谢主任。”
“别谢我，”他点上烟，“等会儿别给我捅娄子就行。”
九点半，第一位来访者准时敲门。
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路颤巍巍的。
我赶紧起身扶她坐下：“阿姨您慢点，有什么事慢慢说。”
老太太从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手抖得厉害。
“我要告我儿子，”她老泪纵横，“他占了拆迁款，不养老啊……”
我一边记录一边安抚，按照冯主任笔记本上的提示，问清了细节。
原来老太太的老房拆迁，补偿款八十万全被儿子领走了。
儿子答应给她养老，结果钱一到手就翻脸不认人。
“阿姨，这个事属于家庭纠纷，”我尽量让声音温和，“我们建议您走司法程序。”
“司法？我哪懂那些啊！”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
冯主任在隔壁听见动静，走过来看了看材料。
他蹲在老太太面前：“阿姨，街道有法律援助，免费帮您打官司。”
老太太将信将疑：“真的？不要钱？”
“真的，我亲自带您去司法所。”冯主任扶起老太太，朝我使了个眼色。
我连忙记下联系方式，约好下午两点在司法所见。
送走老太太，冯主任拍拍我：“处理得还行，就是太书生气了。”
“那该怎么办？”我虚心请教。
“群众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听你背政策。”他指了指心口，“这儿要热，脑子要清。”
上午后来又来了几拨人，我都按程序处理了。
虽然有些手忙脚乱，但总算没出大错。
中午休息时，陈大姐送来一盒饺子：“你妈让我捎给你的。”
“我妈？”我愣了一下，“她来街道办了？”
“早上来的，说给你送饭，看你忙就没打扰。”陈大姐坐下，“俊材，你妈不容易。”
我知道，她这些年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大姐，您知道我父亲当年的事吗？”我终于问出口。
陈大姐叹了口气：“知道一些，但也不全。”
她告诉我，二十年前永丰乡农机站出过一桩经济案。
一批价值数万元的农机配件不翼而飞，账目对不上。
“当时你父亲是技术员，管着仓库。”陈大姐压低声音，“郑义方是乡里的纪检干事。”
“后来呢？”
“后来郑义方举报你父亲监守自盗，你父亲被开除了公职。”
陈大姐顿了顿：“但这事有点怪，你父亲一直喊冤，郑义方后来也辞了职。”
辞职？举报者为什么辞职？
下午的接待更忙碌，我一直忙到四点多才有空喝水。
刚端起杯子，敲门声又响了。
“请进。”我放下杯子，翻开新的记录页。
门推开，一个老人慢慢走进来。
他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
背有点驼，但走路的姿势还很稳当。
最让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虽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眼神很亮。
像那种经历过很多事，但还没被磨灭光的人。
“同志，我想反映个问题。”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
“您请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问您贵姓？要反映什么问题？”
老人坐下，从怀里掏出身份证，双手递过来。
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背上有很多老年斑。
我接过身份证，低头看去——
姓名：郑义方。
年龄：六十五岁。
住址：永丰乡永丰村三组。
时间好像突然静止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好像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早就知道我是谁。
“郑……郑老先生，”我努力让声音平稳，“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环顾了一下接待室。
目光在墙上的工作制度停留了几秒，又回到我脸上。
“是关于二十年前的一桩旧案。”他缓缓开口，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记录笔差点滑落。
“我在永丰乡工作过，那时我是纪检干事。”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斟酌用词。
“我举报过一个人，农机站的技术员，叫于建国。”
我的呼吸停住了，只能紧紧握着笔。
“现在我想为这件事，讨个说法。”
他说完了，静静地看着我，等我记录。
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笔尖在纸上颤抖。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
窗外的施工声，走廊里的脚步声，都变得很遥远。
这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隔着一张旧办公桌。
隔着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隔着父亲的死。
“同志？”他轻声提醒，“您不记录吗？”
我猛地回过神，在纸上写下日期，手还在抖。
“请您详细说一下，是什么旧案？”
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喉咙发紧，像被什么扼住了。
郑义方点点头，开始讲述。
但他的讲述很奇怪，没有细节，只有框架。
只说当年农机站丢了配件，他作为纪检干事履行职责。
“现在我觉得，当年的处理可能有问题。”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所以我想申请复核。”
复核？二十年前的旧案，现在申请复核？
“郑老先生，这事过去太久了，可能……”
“我知道程序，”他打断我，“但我有新的证据。”
新的证据？什么证据？
我想追问，但冯主任推门进来了。
“小于，下班了，明天再……”他看到郑义方，愣了一下，“这位是？”
郑义方站起身，朝冯主任点点头：“我这就走，明天再来。”
他拿起身份证，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
有关切，有歉意，还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然后他慢慢走出接待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冯主任关上门：“这人谁啊？反映什么问题？”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只是说：“一个老同志，反映历史遗留问题。”
“哦，那种事最难办。”冯主任没在意，“收拾收拾下班吧。”
我机械地收拾东西，脑子里一片空白。
走到门口时，冯主任突然说：“对了，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没事，可能有点累。”我勉强笑笑。
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闯了一个红灯。
差点被车撞到，司机探出头骂了一句。
但我什么也听不见，耳朵里只有那句话：“我举报过一个人，叫于建国。”
回到家，母亲正在看电视，新闻里在播什么她也没看进去。
“妈，”我站在门口，“郑义方今天来了。”
母亲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
04
那晚母亲哭了一夜，我坐在客厅陪她到天亮。
她断断续续说了很多，都是记忆的碎片。
父亲被带走调查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雨。
他在家门口回头说：“玉霞，照顾好俊材，我很快回来。”
结果一去就是三个月，回来时瘦得脱了形。
“你爸说，他没拿公家一分钱，账目清清楚楚。”
母亲抹着眼泪：“可郑义方咬死了他，说证据确凿。”
“什么证据？”
“说是仓库的出库单有涂改，你爸签字的。”
母亲站起来，从衣柜最底下翻出一个旧铁盒。
里面是父亲的一些证件，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父亲站在农机站门口，穿着工装，笑得很灿烂。
背后的大门上挂着“先进工作站”的牌子。
另一张是集体照，十几个人排成两排。
父亲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他旁边是个年轻人。
我凑近仔细看，那个年轻人……有点像郑义方。
虽然年轻很多，但眉眼间的轮廓很像。
“这是他们站的合影？”我问。
母亲点点头：“你爸说，这个小郑干事人不错，做事认真。”
做事认真，所以认真到把同事送进监狱？
“妈，郑义方今天说，他想申请复核。”
母亲愣住了：“复核？什么意思？”
“他说觉得当年的处理可能有问题，有新的证据。”
母亲的手又开始抖：“他良心发现了？现在良心发现有什么用！”
我把母亲扶到沙发上，给她倒了杯热水。
“我想查查当年的事。”我说。
“查什么？都过去二十年了！”母亲激动起来，“你别掺和，好好工作！”
“可那是我爸，”我也提高了声音，“我不能让他背着骂名。”
我们第一次为这事争吵，最后都沉默了。
天亮时母亲去厨房煮粥，眼睛还是肿的。
我请了一天假，说身体不舒服。
其实是想去查查资料，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线索。
街道档案室在二楼最里面，管理员是个退休返聘的老教师。
“我想查点旧资料，关于永丰乡的。”我递上工作证。
老教师推推老花镜：“永丰乡？那边十年前就合并了。”
“我想查二十年前的一些事，可能涉及农机站。”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疑惑，但还是带我进了档案室。
灰尘在阳光里飞舞，一排排铁皮柜子沉默地站着。
永丰乡的档案不多，大多是土地、户籍方面的。
我翻了一个上午，终于找到一盒“乡镇机构沿革”的资料。
里面有几份泛黄的组织名单，还有机构设置的批复文件。
在1998年的人员名单里，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于建国，农机站技术员，备注栏写着“已离职”。
郑义方，纪检办公室干事，备注栏是“已辞职”。
两个人都离开了，一个被迫，一个自愿。
再往后翻，1999年的工作总结里，有一行小字：“本年度严肃查处农机站资产流失问题，处理相关人员一人。”
没有名字，只有“相关人员”这样模糊的表述。
我继续翻找，想找到具体的调查报告，但一无所获。
“老师，这些档案不完整吗？”我问。
老教师正在整理报纸，头也不抬：“乡镇档案能留这么多就不错了。”
“那当年的调查材料会在哪儿？”
“那要看是什么级别的调查。”他想了想，“如果只是乡里自查，材料可能没了。”
我道了谢，失望地离开档案室。
走在走廊里，突然想起父亲日记本里提到过一个人。
“老站长今天退休了，送他时他说，建国啊，你受委屈了。”
老站长姓刘，叫刘永福，应该还健在吧？
中午回家，母亲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但我们都吃不下。
“妈，你还记得农机站的老站长吗？刘永福。”
母亲想了想：“记得，你爸常说刘站长对他好。”
“他现在在哪儿？”
“好像搬去市里了，跟他儿子住。”母亲突然警觉，“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
“俊材！”母亲放下碗，“你别折腾了行不行？算妈求你。”
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心里一阵酸楚。
但那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已经在心里生根发芽。
下午我去了网吧，在网上搜索永丰乡农机站的信息。
结果很少，只有几条新闻提到永丰乡合并的消息。
我又搜“于建国”，出来的都是重名的人。
最后搜“郑义方”，跳出来一条去年的旧闻：“永丰村老党员郑义方义务修路，带领村民致富。”
配图是个老人蹲在路边修排水沟，虽然只是个侧脸。
但我认出来了，就是昨天那个郑义方。
文章里写，他退休后回到村里，一直为村里做事。
修路、引水、调解纠纷，很受村民尊敬。
这样的人，当年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
我关了网页，坐在网吧里发呆。
手机响了，是冯主任：“小于，身体好点没？明天能来吗？”
“能来，主任。”
“那就好，明天郑老先生还要来，你接待一下。”
我的心一紧：“他还来？”
“嗯，说材料没带全，明天补上。”冯主任顿了顿，“你认识他？”
“不……不认识。”我撒谎了。
“那就好，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最麻烦，你按程序办就行。”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慢慢变暗。
明天，郑义方还会来。
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是该恨他？还是该听他说完？
回家路上，我特意绕到老街的文具店，买了一支新钢笔。
又买了最厚的那种笔记本，准备好好记录。
不管结果如何，我要把这件事弄清楚。
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晚上我又打开父亲的皮箱，这次看得更仔细。
在箱子的夹层里，我发现了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
展开看，是一份手写的清单，标题是“农机配件盘点表”。
日期是1998年10月23日，盘点人签名：于建国。
核对人签名那里是空白的，但旁边有个铅笔写的“郑”字。
在清单最下面，有一行小字，也是铅笔写的：“郑干事说先这样报，以后再调整。”
字迹很轻，像怕被人看见。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难道当年的事，真的另有隐情？
窗外的月亮很圆，但照不进这个谜团。
明天，明天一切都会更清楚吗？
我不知道。
05
第二天我提前到了信访办，把桌椅又擦了一遍。
冯主任来的时候，看到我愣了一下：“这么早？身体好了？”
“好了。”我挤出笑容。
“那就好，”他泡了杯茶，“今天郑老先生约了九点半，你准备一下。”
我点点头，翻开新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日期。
又检查了录音笔，确认电池是满的。
虽然按规定接待要录音，但我之前从没用过。
九点二十五分，敲门声准时响起。
我的心跳也跟着敲门声加快了节奏。
“请进。”我的声音有点干涩。
门推开，郑义方还是那身中山装，但今天拎了个旧布袋。
他朝我点点头，在对面坐下，把布袋放在腿上。
“郑老先生您好。”我尽量让语气专业，“今天补全材料是吗？”
“是的，”他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我写的书面材料。”
信封很旧，边角都磨白了。
我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打开：“按照规定，我需要先听您口头陈述。”
郑义方点点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
“二十年前，永丰乡农机站丢失了一批配件，价值三万七千元。”
他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讲述别人的事。
“当时我是纪检干事，接到举报后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仓库的出库单有涂改痕迹，签字人是于建国。”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我的笔在纸上记录，手很稳，但手心全是汗。
“根据规定，我向乡党委提交了调查报告，建议对于建国立案。”
“后来于建国被开除公职，这件事就结了。”
他讲完了，简简单单，没有细节，没有情绪。
就像在念一份二十年前的公文。
“就这些？”我问。
“就这些。”他说。
“那您今天申请复核的理由是什么？您说有新证据。”
郑义方打开布袋，又拿出一个更小的信封。
这个信封是白色的，上面什么也没写。
“这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些材料，”他把信封推过来，“但我不确定该不该交。”
我没有接：“按照规定，证据材料应该一并提交。”
“我知道规定，”他苦笑，“但这些东西……可能会改变一些事。”
“改变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那个白色信封。
墙上的钟走了整整一分钟，我们都没说话。
最后他说：“同志，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问。”
“您认识于建国吗？”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破了所有的伪装。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认识，他是我父亲。”
郑义方的表情没有变化，好像早就知道答案。
他轻轻叹了口气：“我猜到了，你长得像他，特别是眼睛。”
“您知道我是他儿子，还来找我？”我的声音有点抖。
“正因为你是他儿子，我才来找你。”郑义方的声音很轻，“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
他打开白色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复印纸。
纸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
但还能看清楚，是一份出库单的复印件。
配件名称、数量、单价、总价，都列得很清楚。
领用人签字栏：于建国。
审批人签字栏：郑义方。
但在审批人签字旁边，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此批配件调拨至红旗乡，凭调拨单出库。”
这行字的笔迹，和于建国的签字笔迹不同。
更潦草，更随意。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真正的出库单，”郑义方说，“当年我交给乡党委的，是另一份。”
另一份？什么意思？
“我当年交的那份，审批栏只有我的签字，没有那行小字。”
郑义方的手在颤抖：“那行字被人撕掉了，我后来才找到原件。”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谁撕的？为什么要撕？”
“我不知道，”他摇头，“但撕掉这行字，责任就全在你父亲身上。”
我盯着那张复印件，突然明白了什么。
如果配件是调拨到红旗乡，那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
不是丢失，更不是监守自盗。
“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原件？”我的声音提高了。
“因为……”郑义方闭上眼睛，“因为有人告诉我，如果拿出原件，你父亲会更惨。”
“谁告诉你的？”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其他材料都推过来。
有几份会议记录复印件，有谈话笔录，还有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是打印的，只有一句话：“按我说的做，否则于建国一家不保。”
“这是谁写的？”我的手在抖。
“不知道，塞在我办公室门缝里的。”郑义方睁开眼睛，眼里全是血丝，“我当年三十岁，刚当上纪检干事，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他的声音哽咽了：“我害怕了，真的害怕了。”
“所以你明明知道我爸是被冤枉的，还是举报了他？”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郑义方哭了，这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眼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流下来，滴在旧中山装上。
“我对不起你父亲，”他泣不成声，“这二十年，我没有一天睡得好。”
“你父亲去世时，我偷偷去殡仪馆，在门外磕了三个头。”
“我想过死，但觉得不能这么便宜自己，我得赎罪。”
他抬起满是泪水的脸：“所以这些年，我在村里修路、引水、帮贫困户。”
“可这些都没用，我知道，这些都不能弥补我的罪。”
接待室里只有他的哭声，和钟表的滴答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恨他？可怜他？还是该理解他？
最后我只是问：“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
郑义方擦干眼泪，从布袋最底下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三个人的合影：年轻的于建国，年轻的郑义方。
还有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笑容满面。
“这是谁？”我问。
“当时的副乡长，王德海。”郑义方指着照片，“农机站的事，归他分管。”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任何证据，”郑义方打断我，“这只是我的怀疑。”
他把所有材料装回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些给你，怎么处理，你决定。”
“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可能，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说完，他站起身，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离开，背影佝偻得像一张弓。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都没动。
面前的信封像一块烙铁，烫得我不敢碰。
但我知道，我必须碰。
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也为了眼前这个老人的忏悔。
我拿起信封，装进公文包。
然后继续接待下一位来访者，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下班时冯主任说：“郑老先生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在了解情况。”我说。
“这种历史问题最难办，尽力就行。”他拍拍我，“对了，下周你就回原岗位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回不去了。
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再也回不去了。
06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城西的城中村。
陈大姐告诉我，老站长刘永福就住在这里。
他儿子在城里打工，租了一间平房，把老父亲接来住。
我在迷宫一样的小巷里转了半小时，才找到门牌号。
敲门时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老人愿不愿意见我。
门开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但精神还好。
“刘爷爷您好，我是于建国的儿子。”我直接说明了身份。
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建国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他把我让进屋，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坐，坐，”他忙着倒水，“你爸……哎，可惜了。”
“刘爷爷，我今天来，是想问问当年的事。”
老人放下水杯，坐回床边，眼神变得遥远。
“你爸是个好人，技术好，责任心强。”
“那批配件，是他亲手清点，亲手封存的。”
我拿出郑义方给我的复印件：“您看看这个。”
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手开始发抖。
“是这张，就是这张！”他激动起来，“当年我看到的就是这张！”
“您确定？”
“确定！”老人指着那行小字，“这字是王副乡长写的，我认得他的笔迹！”
王德海，又是这个名字。
“刘爷爷，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人叹了口气，开始讲述。
1998年秋天，红旗乡的农机站发生火灾，急需配件。
县里协调从永丰乡调拨一批，手续是王德海办的。
“你爸把货发走了，王德海说调拨单后补，结果一直没补。”
后来县里来检查资产，发现这批配件在账上，实物却没了。
“王德海慌了，让你爸想办法做平账目，你爸不肯。”
于是就有了出库单被涂改的事，有了郑义方的调查。
“郑干事开始很认真，查到了调拨的事，”老人回忆，“但后来突然改了态度。”
“为什么？”
老人摇头：“不知道，但我听说，王德海找过他。”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老人把知道的全说了。
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俊材，你爸是冤枉的，你要为他讨公道啊。”
我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回家的路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其实是我需要一个人静静，理清思路。
我在街边小店点了碗面，边吃边看那些材料。
郑义方给的匿名信，笔迹鉴定显示是左手写的。
会议记录显示，当年讨论处理意见时，王德海态度最强硬。
要求“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而郑义方当时的发言记录只有一句：“建议进一步核实。”
但这条建议被忽略了，会议决定直接上报处理。
我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一个可怕的画面渐渐清晰。
王德海为了掩盖自己的工作失误，嫁祸给父亲。
郑义方发现了真相，但受到威胁，被迫隐瞒。
父亲成了替罪羊，失去了工作和名誉。
后来王德海调走了，据说现在在南方做生意，过得很好。
郑义方辞职回了村里，用余生赎罪。
只有父亲，永远停在了四十二岁，带着污名离开。
面凉了，我也没心情吃了。
付钱时老板娘问：“小伙子，脸色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有点累。”我勉强笑笑。
回到街道办，已经晚上八点多。
整栋楼都黑了，只有门卫室的灯还亮着。
我打开信访办的灯，坐在那张旧椅子上。
对面就是郑义方坐过的位置，现在空着。
我在想，当年父亲坐在纪检办公室时，对面是不是也是这样？
郑义方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一脸严肃地问话。
父亲辩解，拿出证据，但没人听。
最后他绝望了，认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郑义方，问问更多细节。
但翻遍记录本，才发现他根本没留联系方式。
他只说“明天再来”，但明天是周六，信访办不上班。
我决定去永丰村找他，有些事必须当面问清楚。
周六早上，我跟母亲说去同事家玩，然后坐上了去乡下的班车。
永丰村离县城三十公里，路不好走，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到村里已经十点多，我问路边晒太阳的老人：“郑义方家在哪儿？”
老人指着村东头：“老郑家啊，红砖房那家，门口有棵枣树。”
我顺着方向找去，果然看到一棵老枣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
房子很旧，但院子收拾得很干净。
郑义方正蹲在院子里修锄头，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看到是我，他愣住了，锄头掉在地上。
“于……小于同志？”他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郑老先生，我想跟您谈谈。”
他点点头，把我让进屋，忙着倒茶洗杯子。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但墙上有不少奖状。
“优秀党员”、“致富带头人”、“道德模范”……
“这些都是虚的，”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赎不了罪。”
我们坐下，谁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我问：“王德海当年怎么威胁您的？”
郑义方的手抖了一下：“他说……如果我说出真相，就让我在纪检系统待不下去。”
“还说会找人‘照顾’你父亲一家，让你父亲在牢里不好过。”
“我那时年轻，又刚结婚，真的怕了。”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深深的自责。
“后来你父亲被开除，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开始私下调查。”
“但王德海已经调走了，很多证据也没了。”
“我想过翻案，可那时你父亲已经……已经去世了。”
他哭了，这次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不停地流。
“你父亲下葬那天，我去了，躲在山坡上看着。”
“你母亲哭晕过去，你那么小，抱着母亲的腿。”
“那一刻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完了，良心这辈子都不会安了。”
我看着他，心里的恨意一点点消散。
不是原谅，是理解了那种被权力压迫的无奈。
“如果现在翻案，您愿意作证吗？”我问。
郑义方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愿意，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
我们谈了很久，中午他留我吃饭，炒了两个青菜。
吃饭时他说：“你父亲爱吃苦瓜，每次站里聚餐，他都要点。”
“我不吃苦瓜。”我说。
“我知道，”他苦笑，“你像你妈，她也不吃。”
原来他连这个都知道，这些年他到底暗中关注了我们多久？
离开时，他把一个更厚的信封交给我。
“这是我这些年来收集的所有材料，包括当年几个知情人的证言。”
“但他们愿不愿公开作证，我不知道。”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
“郑老先生，谢谢您。”
“别谢我，”他摇头，“这是我该做的。”
回城的班车上，我看着窗外的田野，心里很乱。
但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要为父亲翻案。
无论多难，无论要多久。
07
周一上班，我直接去找了冯主任。
他正在看文件，抬头看到我：“小于？不是让你回原岗位吗？”
“主任，我想请几天假，处理点私事。”
冯主任放下文件，打量我：“私事？什么事？”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关于我父亲的事。”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你父亲？于建国？”
“是的，我找到了一些新证据，证明他是被冤枉的。”
冯主任站起来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把郑义方给的材料复印件递过去，“您看看这个。”
他接过材料，仔细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
最后他放下材料，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这些材料……确实有问题。”他吐出一口烟，“但二十年前的旧案，翻起来很难。”
“再难我也要试。”
冯主任沉默了很久，烟灰掉在桌上都没注意。
“我认识你父亲，”他突然说，“虽然不熟，但见过几次。”
我愣住了：“您认识？”
“嗯，那时我在隔壁乡工作，开农机现场会时见过。”
他把烟掐灭：“你父亲技术好，人实在，那次帮我们修机器修到半夜。”
“所以当年听说他被开除，我挺意外的。”
冯主任站起身，走到窗前：“小于，这事我可以帮你，但你要想清楚。”
“翻旧案会得罪很多人，甚至影响你的工作。”
“我想清楚了，”我说，“工作没了可以再找，父亲的名誉必须挽回。”
冯主任转过身，看着我，眼里有赞许，也有担忧。
“那好，你先按程序走，写个情况说明。”
“我帮你递上去，但上面批不批，什么时候批，我说了不算。”
我点点头：“谢谢主任。”
“别谢我，”他摆摆手，“这是你该做的，也是我该做的。”
回到信访办，我开始写情况说明。
把所有材料整理成册，附上证据清单，写清诉求：请求对1998年永丰乡农机站事件进行复查，恢复于建国名誉。
写完后已经下午三点，我去找冯主任签字。
他仔细看了一遍，签上名字，盖上信访办的章。
“我会直接送到区纪委，”他说，“但这需要时间，你要有耐心。”
“我知道。”
“还有，”他提醒，“这事先别声张，尤其别让你母亲太担心。”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下班回家，母亲做了很多菜，像过节一样。
“妈，今天什么日子？”我问。
“没什么日子，就是想给你做点好吃的。”母亲给我夹了块鱼，“俊材，妈想通了。”
“想通什么？”
“你想查你爸的事，就去查吧。”母亲眼睛红了，“妈支持你。”
我鼻子一酸：“妈……”
“你爸这辈子太苦了，如果能还他清白，妈死了也甘心。”
“别这么说，”我握住母亲的手，“我们都要好好的。”
那晚我们聊了很多，聊父亲生前的趣事，聊他的梦想。
母亲说父亲一直想写一本农机维修手册，让更多农民学会修机器。
“他写了十几页，后来……后来就没再写了。”
“稿子还在吗？”
母亲从箱底找出来，是一个旧笔记本，里面是工整的钢笔字。
有图，有说明，还有维修口诀。
我翻看着，好像看到了父亲伏案写作的样子。
“我会把它出版，”我说，“以父亲的名义。”
母亲哭了，这次是欣慰的眼泪。
第二天，郑义方又来了信访办。
这次他带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本旧笔记本。
“这是我当年的工作笔记，”他说，“里面记了很多细节。”
我翻开一本，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在1998年10月那几页，详细记录了调查过程。
包括和王德海的谈话，和于建国的谈话，还有现场勘查记录。
但最后几页被撕掉了，留下参差不齐的纸边。
“这些是我撕的，”郑义方说，“当时王德海逼我交笔记，我撕掉了关键几页。”
“你保留了原件？”
“没有，”他摇头，“原件被他拿走了，这是我事后凭记忆补记的。”
虽然不完整，但已经能看出问题。
调查初期，郑义方明显倾向于“工作失误”的结论。
但后来突然转向“涉嫌侵占”，转折点就是和王德海的谈话。
“他当时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如果不按他的意思办，我这个纪检干事就别想干了。”
郑义方苦笑：“还说会让我全家在永丰乡待不下去。”
“你信了？”
“信了，因为他姐夫是县里的领导。”
权力，又是权力。
普通人面对权力时，往往别无选择。
“郑老先生，如果复查需要您公开作证，您愿意吗？”
“愿意，”他毫不犹豫，“我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好怕的。”
“那您家人……”
“我老伴五年前走了，儿子在省城工作，支持我。”
他看着我，眼神清澈：“小于，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不想带着愧疚进棺材。”
我点点头，把材料收好。
送他离开时，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你父亲……是个好人。”
“他临走前，我去医院看过他，他认出了我。”
我愣住了：“我爸见过您？”
“嗯，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但看到我，他笑了。”
郑义方的眼泪又流下来：“他握住我的手，写了几个字。”
“什么字？”
“不怪你。”
三个字，像三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父亲到死都在原谅，原谅这个毁了他一生的人。
而这个人，用余生来赎罪，却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也许这就是人性，复杂，矛盾，但总有一丝光亮。
回到办公室，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
叶子开始泛黄了，秋天要来了。
二十年前的秋天，父亲的人生被改写。
二十年后的秋天，也许能迎来转机。
冯主任推门进来：“材料送上去了，等消息吧。”
“别谢太早，”他苦笑，“这种旧案，没个一年半载不会有结果。”
一年半载，我能等。
父亲等了三年，等到死。
我等得起。
08
等待的日子像钝刀子割肉，每一天都很漫长。
我照常上班，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日常事务。
但心里总悬着那件事，时不时看手机，生怕错过重要电话。
郑义方每周三都会来，不带材料，就是坐坐。
有时聊几句家常，有时只是默默坐一会儿。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都不提等待的煎熬。
十月的一个周三，他带来了一包红枣。
“院子里枣树熟的，甜，给你和你妈尝尝。”
我接过红枣，心里很暖。
“郑老，您说复查有希望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尽人事，听天命吧。”
“如果失败了呢？”
“那就继续申诉，”他很平静，“我还能活几年，就申诉几年。”
这份执着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
如果不是当年的错误，他本该有个更好的晚年。
而不是像现在，背着沉重的枷锁，到处奔走。
十一月初，终于等来了消息。
但不是纪委的，是街道纪工委的。
他们约我谈话，说收到了我的材料，需要了解情况。
谈话在纪工委办公室进行，对面坐着两位同志。
一位四十多岁，姓李，一位三十出头，姓张。
“于俊材同志，你提交的材料我们看了，”李同志开门见山，“但时间太久，很多证据不足。”
“可是那些出库单、会议记录……”
“我们知道，”张同志接过话，“但这些是复印件，法律效力有限。”
“原件呢？”
“郑义方同志说，原件当年被王德海拿走了。”
我沉默了，这是最大的难点。
没有原件，单凭复印件和证人证言，很难推翻原结论。
“我们联系了永丰乡现在的领导，”李同志说，“他们找到了当年的部分档案。”
“有收获吗？”
“找到了一份处理决定，还有你父亲的检讨书。”
检讨书？父亲写过检讨？
“我们能看看吗？”
张同志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复印件。
确实是父亲的字迹，但内容很奇怪。
通篇都在说“工作失误”、“管理不严”，但没有承认“侵占”。
最后的签名很用力，纸都被戳破了。
“这份检讨，父亲是被迫写的。”我说。
“我们知道，”李同志点头，“但程序上，这就是当年的结论依据。”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很客气，但也很明确：证据不足，复查难度大，建议我们降低期望。
离开纪工委，我站在走廊里，很久没动。
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冯主任走过来：“谈完了？”
“嗯。”
“不顺利？”
“证据不足。”
他拍拍我肩膀：“别灰心，这才第一步。”
“可他们说很难……”
“难不代表不可能，”冯主任压低声音，“我打听到，王德海最近回来了。”
“回来了？”
“嗯，他父亲病重，回县医院了。”
我心里一动：“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冯主任转身离开，“就是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明白了，这是个机会。
如果能找到王德海，当面问清楚，也许能有突破。
但怎么找？找到了又怎么问？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
母亲很激动：“王德海？他还敢回来！”
“妈，您别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母亲哭了，“就是他害死你爸的！”
我安抚母亲，心里却在盘算。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了县医院。
在住院部前台打听，果然有个叫王德海的病人。
他父亲住在心内科，806病房。
我在走廊尽头等着，下午三点多，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从电梯出来。
虽然老了，但我认出来了，就是照片上那个人。
他拎着果篮，走进806病房。
我在外面等了半小时，他出来了，去楼梯间抽烟。
我跟过去，站在他面前。
“王德海？”我问。
他愣了一下，打量我：“你是？”
“于建国的儿子。”
他的脸瞬间白了，手里的烟掉在地上。
“你……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问问当年的事。”我尽量让语气平静。
“当年什么事？我不知道。”他想走。
我拦住他：“农机站，三万七的配件，郑义方，这些您都忘了吗？”
他的额头冒出冷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因为有人背着黑锅二十年，有人良心不安二十年。”
王德海靠在墙上，呼吸急促：“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只想要真相。”
“真相？”他冷笑，“真相就是你爸工作失误，造成了损失！”
“那调拨单呢？那行被撕掉的小字呢？”
他的脸色更难看了：“什么调拨单？我不知道！”
“郑义方保留了复印件，上面有您的笔迹。”
王德海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你们想翻案？”
“想还我父亲清白。”
“清白？”他笑了，笑得很苦涩，“这世上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至少我父亲是。”
他盯着我，眼神复杂：“年轻人，你知道翻案会牵扯多少人吗？”
“我不怕。”
“你不怕，你妈呢？你工作呢？”
这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
但我没退缩：“王德海，你父亲也住在这家医院。”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看着他，“就是觉得，人都有老的时候，都有需要安宁的时候。”
他的眼神动摇了，手在发抖。
“我给你钱，”他突然说，“十万，够不够？二十万？”
“我不要钱，只要真相。”
“真相……”他喃喃自语，“真相就是，当年县里要抓典型，必须有人负责。”
“所以你选了我父亲？”
“他是技术员，管仓库，最合适。”王德海闭上眼睛，“我也没办法，上面压下来的。”
“上面是谁？”
“我不能说，”他摇头，“说了我全家都完了。”
谈话陷入僵局，但我知道，他已经松口了。
“如果纪委找你，你会说实话吗？”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让我想想。”
我离开了医院，没有逼他。
有些事需要时间，需要契机。
回到街道办，郑义方在等我。
“你去见王德海了？”他问。
“您怎么知道？”
“我听说他回来了，”郑义方说，“猜你会去。”
我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
“他会说实话的，”郑义方很肯定，“因为他父亲病了。”
“这有什么关系？”
“人在亲人病重时，会反思一生。”他看着窗外，“我老伴走的时候，我把所有亏心事都坦白了。”
果然，三天后，纪委通知我，王德海主动去说明了情况。
虽然没说出“上面”是谁，但承认了当年隐瞒调拨单的事实。
这是重大突破，复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
09
冬天来了，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
复查程序正式启动，区纪委成立了专门调查组。
我被叫去谈了三次话，郑义方谈了五次。
王德海谈了一次，就住进了医院，说是心脏病发作。
调查组去了永丰乡，找到了当年的几个老同志。
还去了红旗乡，查到了那批配件的接收记录。
虽然很多档案丢失了，但拼凑起来的证据链，越来越清晰。
十二月中旬，调查组有了初步结论：当年对于建国的处理，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
建议撤销原处理决定，恢复名誉。
但还需要上会研究，走正式程序。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信访办整理年终总结。
冯主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笑：“小于，有好消息。”
他告诉我，纪委的朋友透露，上会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快过年了，也许能赶在年前批下来。”
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在那头哭了很久。
“你爸……你爸终于能瞑目了。”
我又给郑义方打电话，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好，好啊。”
声音哽咽，说不下去。
周三他照常来，但这次带了瓶酒。
“陪我喝一杯？”他问。
我摇摇头：“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那就以茶代酒。”他倒了两杯茶，举起一杯，“敬你父亲。”
我也举起杯子：“敬真相。”
我们碰杯，茶很苦，但心里很甜。
“郑老，等正式文件下来，您有什么打算？”
“回村里，继续修路，”他说，“把最后一段村道修完。”
“然后呢？”
“然后……”他想了想，“好好过几天安生日子。”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深深浅浅的皱纹。
忽然觉得，他和父亲很像，都是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
犯过错，受过苦，但心底还有良知。
“郑老，我父亲真的不怪您。”
“我知道，”他眼睛红了，“可我不能原谅自己。”
“那就带着这份愧疚，好好活着。”
他点点头，把杯里的茶一饮而尽。
一月，文件正式下来了。
红头文件，盖着纪委的章，措辞严谨：“经复查，原对于建国同志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予以撤销。”
“恢复于建国同志名誉，按政策落实相关待遇。”
拿着文件，我的手在抖。
二十年，七千三百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母亲把文件复印了十份，一份裱起来挂在墙上。
一份烧给父亲，在他的坟前。
那天我们去了公墓，郑义方也去了。
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一句话也没说。
但我们都明白，那三个头的重量。
下山时，母亲突然说：“老郑，以后常来家里坐坐。”
郑义方愣住了，然后用力点头：“好，好。”
过年时，他真的来了，带了一堆年货。
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吃饭。
电视里播着春晚，窗外偶尔有鞭炮声。
“要是你爸在就好了。”母亲说。
“他在看着呢，”郑义方说，“在天上看着呢。”
年后，街道办调整岗位，我被调到司法所。
冯主任说：“你适合干这个，有耐心，有正义感。”
我接受了，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郑义方还在村里修路，春天来了，路也修完了。
他打电话告诉我：“最后一段通了，全村都通了。”
声音里满是欣慰。
四月，父亲的那本维修手册出版了。
出版社说，虽然技术过时了，但精神不过时。
我在扉页上写：“谨以此书，献给所有被误解但依然坚守的人。”
新书发布会上，来了很多人。
有父亲的老同事，有永丰村的村民，还有街道办的同事。
郑义方也来了，他穿了身新衣服，精神很好。
他上台发言，说了当年的事，说了这些年的愧疚。
最后他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台下掌声雷动。
发布会结束，我们一起走出会场。
春天的阳光很暖，路边的玉兰花开了。
“郑老，谢谢您。”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他握住我的手，“你让我解脱了。”
“我们都解脱了。”
是的，都解脱了。
父亲解脱了污名，母亲解脱了怨恨。
郑义方解脱了愧疚，我解脱了心结。
虽然伤痕还在，但至少，我们可以向前看了。
走在春风里，我觉得父亲就在身边。
他穿着那身旧工装，笑着，像照片里那样灿烂。
“爸，您安心吧。”我在心里说。
风吹过，玉兰花轻轻摇曳，像在点头。
10
五月，信访办又来了新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冯主任让我去带带他，就像当年他带我一样。
接待室里，我看着那个年轻人紧张的样子，笑了。
“别紧张，慢慢来。”我说。
他点点头，翻开记录本，手有点抖。
第一个来访者是个中年妇女，反映拆迁问题。
年轻人认真记录，时不时问几句，虽然生疏，但很认真。
送走来访者，他问我：“于老师，这样处理对吗？”
“对，”我点头，“态度好，记录全，就成功了一半。”
他笑了，笑容很干净，像刚出校门时的我。
中午吃饭时，冯主任坐过来：“怎么样，这小伙子？”
“不错，有责任心。”
“那就好，”冯主任吃了口菜，“对了，郑老先生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在村里搞了个农机维修班，免费教农民。”
“哦？好事啊。”
“用我爸那本书当教材，他说，这是你父亲的心愿。”
冯主任点点头，没说话。
吃完饭，我接到郑义方的电话。
“俊材，维修班开班了，来了三十多个村民。”
他的声音里满是喜悦：“大家学得很认真，都说有用。”
“郑老，您辛苦了。”
“不辛苦，高兴着呢。”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街道。
阳光明媚，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的在奔波，有的在等待，有的在和解。
就像我和郑义方，就像父亲和这个世界。
下午接待了一个老人，反映养老金问题。
我耐心解释政策，帮他算了算能领多少钱。
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说：“同志，你是个好人。”
这句话很普通，但让我心里一暖。
也许这就是工作的意义：帮助别人，也救赎自己。
下班前，那个大学生问我：“于老师，您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我想了想：“因为我想做个有用的人。”
“有用的人？”
“嗯，能帮到别人，哪怕一点点。”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去花店买了一束白菊。
明天是父亲的忌日，我想去看看他。
晚上母亲做了很多菜，郑义方也来了。
我们三个人吃饭，聊天，像一家人。
“老郑，你以后就住县城吧，”母亲说，“村里跑来跑去多累。”
“住不惯，”郑义方笑，“村里自在。”
“那常来。”
“常来。”
吃完饭，郑义方拿出一个旧铁盒。
“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的，我一直保存着。”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
一枚褪色的奖章，几张老照片，还有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给儿子”。
是父亲的字迹。
我的手在抖，慢慢打开信。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俊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爸已经不在了。
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只有几句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爸的事，别怪郑干事，他也是身不由己。
好好照顾你妈，好好活着。
爸爱你。”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
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
我哭了，母亲哭了，郑义方也哭了。
三个人的眼泪，为同一个人流。
“你爸……你爸早就原谅我了。”郑义方泣不成声。
“他从来就没恨过您。”我说。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聊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聊他的梦想，他的坚持，他的善良。
最后郑义方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爸。”
“但最感激的人，也是他。”
“因为他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
第二天，我们去公墓。
把花放在父亲墓前，把信读给他听。
风轻轻吹过，松柏摇曳，像在回应。
“爸，您安息吧。”我说。
母亲抚摸着墓碑：“建国，儿子为你讨回公道了。”
郑义方鞠了三个躬，久久没有起身。
下山时，阳光正好，满山青翠。
生活还在继续，伤痛会慢慢愈合。
也许不会完全消失，但至少，我们可以带着它前行。
回到街道办，那个大学生正在接待来访者。
他抬头看到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笑，走进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窗外，梧桐树长出了新叶。
春天真的来了。
![[法库人物]丁家房镇何忠良](http://bjnewsrec-cv.ws.126.net/little1883f2bd11aj00tawnxr002ud000u00131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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