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侦讯中言语和非言语相互渗透

非言语不易受意识控制，具有真实性。

侦讯中，当疑犯的言语与非言语矛盾时，非言语较能体现真实的一面。

这是非言语对语言的否定功能。

当侦讯言语不足以表情达意时，侦查员可以借助非言语行为补充信息。这是非言语对言语的补充功能。

当侦讯不便于言语表达时，侦查员可以在言语中间适当地穿插一些省略和沉默。

这是非言语对言语的替代功能。

但是，非言语语意缺乏固定性，其对语言的替代性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也就是说需要具体的语境。

非言语的这些功能，实际上是离不开言语和言语环境的。

这说明，它们在表达中是相反相成、相互渗透的。

二、侦讯非言语的信息量多

有研究认为，在人际交流中，35%的信息由语言符号传播，65%来自非言语信号，非言语中面部表情占了55%。

还有实验认为，人传递信息的总效果=7%的文字+38%的音调+55%的面部表情。

这些实验或研究的数据虽有出入，但在人的交际活动中，非言语传达的信息量比言语量多的结论是相似的。

言语行为的基础是非言语，侦讯中的言语交流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其信息的真实性往往大打折扣。

因而，其非言语交流传达的信息量多达70%。

三、侦讯中非言语的利用价值大

非言语交流在侦讯中的价值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疑犯不太关注自己非言语，而更关注其言语。

其实，也有一些学者对非言语的利用价值持怀疑态度。

但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侦讯实战中，非言语利用的最大价值在对策的实施及其技巧的运用上。

在一起盗窃案的侦讯中，侦查员说：“你还有问题没有交代。”

疑犯答：“我的问题全部都交代了。”

侦查员指了指自己戴的表：“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彻底交代问题？”

答：“什么问题？”

侦查员“习惯”地脱下手表放在桌上，说：“什么问题，你还不清楚？这个问题，你是很清楚的！”

疑犯心领神会，只得交代了盗窃手表的问题。

其时，侦查员并未挑明“手表”，但“手表”这一物体，以及侦查员的一系列动作和语气，加强了非言语的暗示作用。

这是侦查员体态语中的手势动作、神态和物体语的共同作用，它们配合言语及其副言语表达的内容，就能在侦讯中放大警方掌握证据的信息。

四、非言语的证据价值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我国《刑诉法》早已将“视听资料”作为法定证据种类。

视听资料为收集、固定和运用非言语证据提供了物质载体。

2011年3月27日，《华西都市报》上就登载了一个女钢琴教师受辱，老板抵赖不认账，“情态证据”揭开事实真相的案子。

这里的“情态”，就是指非言语情态。

证据法学研究的“情态”，是在陈述时，提供口头证据者外显的各种下意识反应和活动。

情态证据是非言语证据的另一种表述。

情态信息具有较客观地表达内心活动的特性，在刑事诉讼领域，可被用于辅助判断人证的可靠性，也可被用作侦查线索和少数特殊案件中的实质证据。

通过对情态信息的实质性和证明价值的分析，可以发现情态应当具有证据资格。

其证据类别，应属于物证。

同时，情态自身具有即时性、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多义性特征。

因此，对情态证据应当采取限制使用原则。

任何证据单独使用都存在风险，非言语证据应该配合言词证据和其他物证，在组织证据体系中使用，降低其风险的同时，自然提高了其证明价值。

当然，另一面，这也会促使疑犯更加关注自己的非言语行为。

来源：《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作者：陈闻高。文章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