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中印边境东段突然枪声大作。短短数周内，中国军队以闪电攻势清除多处印军据点，控制了克节朗河谷至达旺地区。当全世界都以为战争将继续升级时，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出现了。
10月24日，中方主动宣布停火，并提出三条和平建议——双方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印度停止领土侵占、恢复1959年实际控制线。
消息传到新德里，各国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相当于胜利方主动收手，给足了印度台阶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印度总理尼赫鲁不仅拒绝了中国的提议，更在全国广播中强硬表态：“印度领土一寸不让！”
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今天看来极具克制：要求双方共同后撤而非单方面让步，以1959年线为基础（这意味着中方将退出第一阶段已控制的区域），本质上是要恢复战前状态。对刚遭遇军事失利的印度而言，这无疑是及时止损的良机。
然而，尼赫鲁政府的反应截然相反。内阁连夜开会后，印度官方声明将中方提议斥为“虚伪方案”，并做出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决策：
首先，尼赫鲁紧急致信肯尼迪，请求美国直接军事介入，甚至希望美空军“协助防守印度城市”；同时向苏联施压要求支持。其次，印度启动全国总动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东西两线增调兵力至5个师。
更戏剧性的是，印度民间掀起“捐首饰换武器”运动，民众排队捐献黄金珠宝，气氛悲壮如战时。
印度为何作出这种看似非理性的选择？细究之下，有三重误判：
第一，对国际支援的幻想。当时古巴导弹危机刚结束，尼赫鲁误判美苏都会全力支持印度对抗“社会主义”。实际上，美苏虽提供了一些武器援助，但都明确避免直接卷入。美国航母舰队虽进入孟加拉湾，却始终停在公海，未越雷池一步。
第二，对自身军力的错觉。印军高层在战败后反而鼓吹“第一阶段只是意外”“我们已熟悉中国战术”。要求再打。一位被俘的印军旅长后来回忆：“指挥部里弥漫着盲目乐观，认为只要增兵就能反败为胜。”
第三，政治骑虎难下。尼赫鲁在国内长期塑造的“不结盟领袖”形象，使其难以接受妥协。
11月14日，印军在东线瓦弄地区率先开火——这天恰是尼赫鲁生日，显然想用“捷报”庆生。不料四天后，战争变成一边倒的碾压。
中国军队11月18日发动全线反击。东线主力采取大纵深迂回，七支穿插部队如利刃切黄油般分割印军。
最经典的战例发生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解放军用三天时间完成百公里纵深穿插，印军第四师瞬间溃散，许多士兵扔下装备逃入山林。西线中国军队则清除了印军全部43个据点。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印军溃败时，美国运输机送来的第一批武器刚抵达加尔各答，连包装都没拆开。
11月21日，中国再度宣布单方面停火，并主动后撤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甚至归还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这场战争以印度“军事外交双输”告终：军事上阵亡4800余人、被俘3900人；政治上尼赫鲁声望严重受损，两年后郁郁而终。
回看这段历史，最令人感慨的或许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决策者的战略清醒。在绝对优势下主动停火、提出合理条件、被拒后迅速决胜、战后主动撤军——这一系列操作展现的克制与精准，与印度的情绪化决策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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