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晚，联合国大会的掌声还在纽约上空回荡，乔冠华端着酒杯，对同事半玩笑地说：“咱们的发言稿，够不够气派？”那一刻，他意气风发，距离后来那张“有些勉强”的笑容，正好隔着十二年。把时间调回1983年盛夏，北京东城区那座灰瓦四合院里，乔冠华和章含之并肩站在葡萄架下，摄影师按下快门；镜头里，他努力扬起嘴角，眼神却透出疲惫，章含之心里咯噔一下——丈夫的病已进入晚期，她读得出。
这一对“外交圈佳话”结缘于1973年。四十六岁的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被称为“开口就是金句”的谈判高手；三十二岁的章含之则负责毛主席身边的外事翻译，英语底子扎实，举止落落大方。毛泽东听说两人要结婚时，笑着挥手：“好哇！佳偶天成。”那张带着红色印章的贺卡，章含之一直锁在抽屉里。
然而好景并不长。1974年之后的政治风浪把众多外交官卷入调查，乔冠华也被“隔离审查”。在清冷的院子里写检查，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写累了，他便放上一盘肖邦。章含之说话向来直接：“你要是音乐家，肯定大有作为，可你偏偏做政治。”乔冠华合上笔记本，冲她挤眉弄眼：“别装清高，你听歌比我还痴迷。”一句玩笑，折射了他们共同的无奈。
三年隔离期，夫妻只能靠偶尔递送的纸条互通平安。1979年春，乔冠华突然被批准回家养病，理由很简单——确诊胃癌，已扩散。邓小平与王震商量后，决定让他回到亲人身边。章含之赶到医院，看见他瘦得几乎脱形，第一句话没说出口就红了眼。乔冠华轻声调侃：“别哭，外交官的眼泪太贵。”
为了转移丈夫的注意力，章含之提议把庭院重新粉饰。花匠忙了整整一周，新栽的月季散着淡香。乔冠华拄着拐杖走出屋门，摸着墙角的藤蔓，似乎又回到当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谈笑风生的状态。“乔大使，你可得配合治疗。”章含之半命令式的语气，让他忍不住哈哈一笑。笑声很短，因为随之而来的剧痛让他弯下腰。
同年秋天，清华大学筹备校庆，邀请他题词。乔冠华躺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马克思主义伴我五十年，生死不能移其志。”那张薄薄的信纸如今仍收藏在校史馆——字迹歪斜，却力透纸背。
1983年9月21日，中秋。病房的窗台摆着两块桂花月饼，章含之把小勺送到乔冠华嘴边。他费力咀嚼，眼中浮起晶莹的泪。“你刚才说什么？”章含之俯身去听，没听清。稍后，她在日记里写道：大概是“这十年苦了你”，因为他的目光太温和，像在道歉。夜深，病房走廊的灯影斑驳，难闻的消毒水味让人喘不上气，她却舍不得离开半步。
翌年春天，乔冠华静静走了。讣告刊登在4月23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行数不多，却写明他66岁的人生节点。从战地记者到外交副部长，再到被病痛困住、以诗文自慰，一笔带过，无法呈现他性格里的锋利与浪漫。
李灏建议把骨灰安葬在太湖边，章含之点头。太湖初冬的水面薄雾缭绕，风吹过芦苇，沙沙作响。1985年11月，墓碑落成，白色石板简洁，只刻“乔冠华之墓”五字。旁边空出一孔，章含之说：“留给我，省得将来折腾。”参加安葬仪式的人，有曾在联合国大厅里为乔冠华递过文件的翻译，也有在日内瓦陪他彻夜排版的新闻官。老同事陈述完悼词，深深鞠躬，皱纹里尽是悲恸。
人群散去，章含之独自站在岸边。水面没有波澜，偶尔有船橹声划开涟漪，又很快归于平静。丧服下那双手因为长期看护而细皮皲裂，她缓缓合掌，轻声道：“老乔，你在那边别再为外交稿子熬夜了。”随即转身上车，黑色车窗迅速把她的身影吞没。
乔冠华去世三十七年后，联合国大会资料室里仍保存着他1971年那份著名的讲话手稿。翻开第一页，同事当年用红铅笔写下的批注依旧清晰：“文气十足，又有杀气。”从巅峰到病榻，从掌声到月饼，他的微笑由张扬变得克制，最后停留在1983年那张似真似假的合影里。照片被裱在木框里，放在章含之书房的架子上，玻璃偶有灰尘，却从未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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