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凌晨，武汉郊外一座小火车站的灯光忽明忽暗，电话线那端传来急促的密码：“中原野战军改番号为第二野战军，下设三大兵团。”短暂沉默后，又补了一句，“兵团司令陈锡联、陈赓、杨勇，野战军不设副司令员。”消息一出，指挥所里有人抿嘴一笑，也有人轻轻摇头。很多年后，军史研究者仍在追问：位列三大兵团司令的陈赓，为何没能同时担任野战军副司令员？
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秋，太岳山里枪炮声未息。那时的陈赓率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兵力不过万人，装备更是拼凑。然而这支队伍灵活、豪气，先后在榆社、沁源几战立下奇功。就在各路纵队还在整训时，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野战兵团”设想，悄悄为晋冀鲁豫野战军搭梁架柱。陈赓的“四纵”没有显著优势，可他指挥果断、思想活络，早早引起高层注意。
1947年6月，大别山方向突然闪出一道寒光。刘邓主力四个纵队强渡黄河南下，留下的空隙由谁来填？答案是陈赓。中央紧急调太行新组建的九纵，再加孔从洲起义部队部分建制，统归陈赓、谢富治指挥。陈谢集团登场，从此在豫西、陕南一带翻山越岭，牵制胡宗南与邱清泉。半年间冲杀千里，蒋介石不得不飞抵西安亲自布防。有人形容那几个月：“洛阳到潼关这条线，白天听枪声，夜里看火光。”
战果有目共睹，但1948年初新的抉择摆在桌面。毛泽东谋划第二次挺进大别山，准备把华野、陈谢集团和刘邓主力拉成一个拳头。最初方案里，甚至拟在伏牛山成立“豫陕鄂野战军”，陈赓任司令员。然而，粟裕从前线发来一封“子养电”，直言“应集中大军于中原决战，分兵必失势”。电报进入西柏坡那晚，灯光亮了一宿。最终，中央采纳粟裕意见，三个拟议中的新建机构全部搁置。
同年8月，中原野战军挂牌。此时刘邓四个纵队平均每纵不足一万二，而陈赓的四纵已扩充至三万二，九纵也近两万。论兵力、论装备，他手中牌面极硬。按常理，这样的份量足以换来野司副职，可中央还是给出了不同安排。原因并不神秘——未来几大战役需要华野、中野并肩作战，各军战法、习惯迥异，必须有人能“镇得住场”。陈毅便成了最佳人选，他既是华野统帅，又与刘邓配合多年，双方都服气。
有意思的是，就在豫东战役筹划阶段，刘伯承在作战室里低声说过一句：“兵力才是决策的底牌。”陈赓闻言，只是点了点头。短短对话，外人听来寻常，懂行的人却明白——陈赓并非被忽视，而是被放在更合适的位置。让他专攻一线，打穿敌人防线，比坐在后方签文件更符合他的长处。
另一层考虑来自资历。李先念自抗日结束后一直在中原苦撑，旧中原军区的骨干多在他麾下。中野成立时，将李先念列为第一副司令员，一方面是对老部队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对华中地方武装资源的整合。陈赓若再出任副司令员，中野高层就会出现“三正两副”局面，指挥链过长，对即将开始的大兵团会战并非好事。
1949年初，统一番号决定下发，全军进入新阶段。第二野战军不设副司令员，却设前委。陈赓名列五人前委之一，排序在参谋长李达之前。前委负责战略要点拍板，比野司副职权限更集中。对熟悉党内制度的人而言，这已是对陈赓能力的充分认可。
淮海战役期间，四纵改编为十四军、十五军，归入第四兵团。陈赓身着旧棉大衣，车站月台跳下，对兵团干部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跟着我摆功劳簿，打好下一仗才算底气。”一句话掷地有声。此后，第四兵团在渡江战役率先突破江防，直插江西、湖南，为华东、中南两线联络打开走廊。
1955年授衔，大将名单公布，陈赓与粟裕、徐海东等人并列。有人感叹：如果当年他担任野战军副司令员，也许军功簿更厚。然而史料显示，陈赓真正渴求的并非名位，而是战场上的主动权。让一位善于穿插突击的指挥员坐后方，对于决策层来说反倒是浪费。
综合兵力配置、战区协调、干部资历几条脉络，可以看出中央在1948—1949年间的布局：一，集中优质指挥资源解决跨军区合作；二，避免指挥层过于臃肿；三，发挥各将领特长。陈赓没当副司令员，但他领兵打穿数道防线，用事实证明了“位置不同，作用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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