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溧阳，经过近三年的精心发掘，一处沉睡八千年的史前遗址——鲍家遗址，终于向世人展露真容。
今年11月16日的专家论证会上，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被正式提出。
这处距今8100-7500年的史前聚落，不仅被誉为“最早的江南”，更填补了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关键空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鲍家遗址是目前钱塘江以北、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史前遗址，比我们熟知的马家浜文化还要早得多。
它就像一块珍贵的拼图，帮助我们拼接出更加完整的史前江南图景。
一、水乡泽国的先民生活图景
鲍家遗址坐落在一片高出周边地面的台地上，这个选址极具智慧。
在八千年前，这里东、北两面濒临广阔水域，先民们择水而居，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
目前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东部边缘，这里在当时是一个喇叭形河口，被先民当作“垃圾场”使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为今天的考古工作留下了珍贵的时间胶囊。
在距地表5-6米深的灰黑土和蚬壳层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200多座灰坑，出土了大量陶片、木头及动植物标本。
由于遗址长期处于饱水状态，这种特殊的埋藏环境奇迹般地保存了许多通常难以留存的有机质文物。
其中，带有榫卯结构的木材、竹苇编织的席子、麻草编织的绳子等珍贵遗物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八千年前先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复杂的木作和编织技术。
特别是榫卯结构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木工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而那些保存完度的编织物，则展现了先民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
二、丰富的物质文化与独特的生计方式
在出土文物中，玉璜形饰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
这件饰品的发现，暗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审美意识和礼仪观念的萌芽。同时出土的石锛、石刀、石矛、石镰等生产工具，以及骨镞、蚌刀等渔猎工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工具组合。
更令人惊叹的是陶器群。
陶釜、陶罐、陶碗、陶盆、陶豆等各式陶器，展现了先民们丰富的生活用具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陶器上装饰着圆点或斜线的红黑彩，这是江苏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彩陶，将江苏彩陶的历史大大提前。
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重要信息。
当时的水稻虽然已经处于驯化进程中，但农业并不是主要生业方式。
采集和狩猎，仍然是先民们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
这一点从动物考古的发现中得到了印证：遗址中发现了水牛、梅花鹿、獐、猪等哺乳动物，鸭科和环颈雉等鸟类，以及鲤鱼、青鱼、草鱼等鱼类，还有龟、鳖、扬子鳄等爬行动物，更有大量的蚌、蚬、螺、贝等水生软体动物。
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史前生活画卷：先民们在资源丰富的湿地环境中，以渔猎采集为主，初步尝试水稻栽培，过着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
三、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与文化序列的重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在考察遗址后指出，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而鲍家遗址所处的年代，正好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
这个定位，凸显了鲍家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地位。
牛鼻耳陶罐和带流陶罐是鲍家遗址代表性器物。
鲍家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之前的环太湖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框架。现有的理论是“马家浜（骆驼墩）—崧泽—良渚”。
这个结论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认知的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需要重新审视，在原有的马家浜文化之前，还存在一个更早的文化发展阶段。
专家们认为，鲍家遗址已经具备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条件。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看到“鲍家文化”的命名。
结论：重新定义长江下游文明起源
鲍家遗址的发现，其意义远不只是找到了一个古老的遗址那么简单。
它重新定义了“江南”文明的起源时间。
这个遗址告诉我们，在八千年前的环太湖流域，已经存在着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文化特色的史前聚落。
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发展出颇具特色的物质文化，为后续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乃至良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专家们提出的“应保尽保”建议，体现了这个遗址的珍贵价值。
尽快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将有助于这个重要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深入研究。
站在鲍家遗址的发掘现场，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八千年前先民们的劳作声息，看到他们在水乡泽国中创造文明的生动场景。
这个“最早的江南”，正等待着我们继续解读它蕴含的更多文明密码。
不知道各位历史爱好者对这个重大发现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起探寻江南文明的起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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