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土木堡之战，几乎所有人都会把板子打在太监王振身上。
史书里写得明明白白。这个阉人恃宠而骄，怂恿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行军路上，为了显摆自己的权势，非要绕路老家蔚州。耽误了行军时间，又胡乱指挥，最终导致明军数十万精锐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被俘，百官阵亡，明朝由盛转衰。
王振好像成了土木堡之败的唯一元凶。千百年下来，他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了 “宦官误国” 的典型代表。
但翻遍《明实录》《明史》的细枝末节，你会发现，这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王振不是罪魁祸首，他只是明英宗和明朝百年军政积弊的替罪羊。
土木堡的惨败，从来不是一个太监能左右的。
一、亲征是英宗的野心，王振只是个迎合者
土木堡之战的起点，是正统十四年瓦剌太师也先的南下入侵。
消息传到北京，朝堂上吵成一团。文官们纷纷主张固守，武将们则提议谨慎出兵。真正拍板决定亲征的，是年仅二十三岁的明英宗朱祁镇。
这个年轻的皇帝，心里憋着一股劲。他的曾祖父朱棣五征漠北，横扫草原。他的父亲朱瞻基也曾亲征蒙古，威震四方。他不想做一个守成之君，他想效仿先辈，建立赫赫武功，名留青史。
《明实录・英宗实录》记载，英宗提出亲征后，“群臣伏阙固谏”。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尚书王直等人，跪在宫门外哭着劝阻。可英宗的态度异常坚决，“朕意已决，不必再谏”。
这时候的王振，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是英宗身边最得宠的太监，是皇帝的 “家奴”。皇帝想亲征，他能做的，只有迎合。
后世说王振 “怂恿亲征”，纯属无稽之谈。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太监的权力来自皇帝的信任。没有英宗的首肯，王振连朝堂的门都进不去，更别说左右皇帝的决策。
他或许在英宗面前说过几句 “陛下英武，堪比成祖” 的奉承话，但这绝不是亲征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推手，是英宗那颗渴望建功立业的心。
退一步说，就算王振真的反对，英宗会听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年轻的皇帝，早已被自己的野心冲昏了头脑。他看不起瓦剌，觉得这是一个立威的好机会。他甚至觉得，自己御驾亲征，瓦剌军会不战而逃。
二、行军路线的谎言：改道不是为了显摆，文武大臣的沉默更该追责
后世诟病王振的另一个 “罪状”，是行军路上擅自改道蔚州，导致明军延误战机，被瓦剌军追上。
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
首先，蔚州是王振的老家不假，但他提议改道，未必是为了显摆。当时明军的行军路线，原本是经宣府、大同直奔瓦剌腹地。可大军刚到大同，就传来了前线战败的消息。瓦剌军士气正盛，明军粮草却已捉襟见肘。
改道蔚州，其实是一条相对安全的退路。蔚州靠近宣府，有险可守，而且能避开瓦剌军的主力。
更关键的是，随行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当时的明军大营里，坐着英国公张辅。这位老将历经四朝，跟着朱棣打过靖难之役，平定过安南，是明朝军功赫赫的勋贵。还有成国公朱勇，袭爵多年，掌管京营多年。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深谙兵法的宿将？
如果改道蔚州真的是致命的错误，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答案很简单：他们不敢。
英宗亲征的态度坚决，王振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文臣武将们，要么怕触怒皇帝，要么想明哲保身。他们眼睁睁看着大军绕路，看着粮草一天天减少，却集体沉默。
《明史・张辅传》里写得隐晦：“辅老矣，默默不敢言。” 这七个字，道尽了当时明朝勋贵集团的无能与懦弱。
相比之下，王振至少还提出了一条退路。而那些手握兵权、饱读兵书的大臣，却像木头人一样，眼睁睁看着大军一步步走向深渊。
后来明军在土木堡被围，水源被瓦剌军切断。这时候，真正的指挥层 —— 英宗和文武大臣们，依然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方案。士兵们饥渴难耐，军心涣散。瓦剌军趁机发动进攻，明军瞬间崩溃。
这场惨败，能怪王振一个人吗？
三、军政体系的积弊：京营废弛、后勤崩溃，制度性烂摊子
土木堡之战，明军投入的兵力，号称五十万，实际至少有二十万。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精锐的中央军 —— 京营。
可这支军队，早已不是当年朱棣麾下的虎狼之师。
明朝建立百年，承平日久。京营的士兵，大多成了市井无赖、官宦子弟的 “挂靠户”。他们拿着军饷，却不用训练。平时要么在京城做买卖，要么给官员当差。真正能上战场的，十不存一。
《明实录》记载，正统年间的京营，“士卒疲弱，器械朽坏”。骑兵没有战马，步兵没有铠甲。这样的军队，别说对抗瓦剌的精锐骑兵，就算是对付普通的山贼，都够呛。
更致命的是后勤。英宗仓促决定亲征，只准备了三天的粮草。大军出征后，粮草供应断断续续。士兵们饿着肚子行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这是王振的错吗？不是。
京营的废弛，是明朝几代皇帝积累下来的问题。从仁宣之治开始，明朝就重文轻武，武将地位越来越低。文官集团掌控了军政大权，却只懂纸上谈兵，不懂军队建设。
后勤的崩溃，是明朝官僚体系的失职。户部、兵部互相推诿，没人愿意为这场仓促的亲征负责。粮草、军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漏洞百出。
这些制度性的烂摊子，不是王振一个太监能解决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当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围攻时，士兵们手里的武器，甚至有很多是生锈的刀枪。这样的军队，就算没有王振，也注定会失败。
四、替罪羊的诞生：文官集团甩锅，稳定朝局的需要
土木堡之战后，明朝的朝堂乱成了一锅粥。皇帝被俘，精锐尽失，瓦剌军兵临北京城下。
这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谁最合适？王振。
他是太监，身份低贱。他是英宗的宠臣，容易被贴上 “奸佞” 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死在了土木堡的乱军之中，没法为自己辩解。
于是，文官集团开始集体甩锅。他们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王振的身上。说他 “擅权误国”，说他 “祸国殃民”。他们甚至当着监国朱祁钰的面，打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文官集团可以借此撇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塑造成 “忠臣” 的形象。同时，也能安抚民心，稳定朝局。毕竟，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死太监，比承认明朝的制度腐朽、皇帝昏庸，要容易得多。
《明史・王振传》里，对王振的评价极尽贬损之词。可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记载大多出自文官之手。他们掌握着史书的编纂权，自然可以随意抹黑一个死人。
而真正的罪魁祸首 —— 明英宗朱祁镇，却在被俘后，被塑造成了 “悲情天子” 的形象。后来他复辟成功，还为王振平反，修建了 “旌忠祠”。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结语：王振背了六百年的锅，该放下了
土木堡之战的惨败，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是明英宗的刚愎自用，是勋贵集团的懦弱无能，是文官集团的纸上谈兵，是明朝军政体系的积重难返。
王振只是一个太监。他依附皇权而生，也因皇权而死。他或许有私心，或许贪权，但他绝不是土木堡之败的元凶。
六百年过去了，我们早该拨开历史的迷雾。别再让一个太监，替一个王朝的腐朽背锅。
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土木堡的狼烟，烧出的不是一个太监的罪恶，而是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的必然。#明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