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北农场到皖南茶山：上海“飞地”背后的发展逻辑与共赢智慧
地图上看不见的上海：散落在苏皖的“飞地”有何玄机？
360平方公里飞地：上海在苏皖的“隐形”棋盘与共赢之道
从垦荒到共赢：上海飞地如何演变为长三角一体化微样本
很多人不知道，上海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其实生活在江苏和安徽。这些被称为“飞地”的特殊区域，是特定历史时期区域协作的产物，如今已成为观察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独特窗口。它们的价值早已超越最初的垦荒与安置，演变为一种深度协同、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模式。
上海飞地的设立，源于这座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需求。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保障副食品供应，上海在江苏盐城大丰沿海滩涂划定了区域，建立了最早的“飞地”农场。成千上万的上海建设者在此耕耘，将盐碱地变为沃土。几乎同期，在安徽宣城丘陵地带设立的白茅岭农场，则承担了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些举措是当时条件下，大城市解决自身发展瓶颈、同时带动相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务实选择。
进入六七十年代，飞地的功能与定位进一步拓展。为保障钢铁、煤炭等工业原料的供应，上海在相关地区参与了部分项目的建设与运营。这一时期飞地的运作，深深烙上了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统筹调配的印记。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一过程，它是在工业基础薄弱时期，集中资源建设重点工业城市的特殊路径。
改革开放后，飞地的角色发生了深刻转变，从“单向供给”转向“双向赋能”。以上海在盐城的农场为例，它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农业企业，不仅是上海优质的“米袋子”、“菜篮子”和“奶瓶子”，更通过引入先进农业技术、管理标准和市场渠道，显著提升了当地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农场每年供应上海市场大量优质农产品，为保障特大城市供应安全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在安徽黄山的茶林场，故事有了新的篇章。这里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逐步从单纯的茶叶生产基地，转型为集生态农业、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于一体的综合开发体。来自上海的资本、规划理念与消费市场，与黄山本地优越的自然文化资源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了金山银山。
飞地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生活圈跨省融合”的微观样本。在飞地社区，居民享受上海的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政策，子女教育也与上海接轨。这种民生政策的跨区域延伸，实质上是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超前试验，为今天长三角地区正在推动的医保异地结算、交通一卡通等民生工程提供了宝贵的早期实践经验。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行政壁垒对居民生活的束缚。
有人认为飞地是某种“特权”，这是一种误解。飞地的存在与发展，核心逻辑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上海提供了发展所需的部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终端市场，而苏北、皖南等地提供了土地资源、劳动力以及深厚的农业或生态本底。这是一种基于市场规则和区域分工的深度协作，其成果由双方共享。例如，沪苏两地合作共建的“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就吸引了大量来自长三角的优质项目，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飞地的演变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早期的飞地是解决城市自身问题的“派出单元”，而今天的飞地更像一座座“双向桥梁”。它不仅是产业转移的承载地，更是理念、标准、模式创新的传播枢纽。上海通过飞地将现代农业技术、社区治理经验辐射出去，周边地区则通过这片“窗口”更直接地对接上海的资源。这种互动极大地增强了区域发展的整体性。
当前，飞地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寻找新定位。一些飞地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规划发展生物科技、智慧农业、食品研发等高新技术产业。另一些则利用生态优势，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与健康服务。它们的探索，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城乡融合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方案。飞地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转换功能，升级价值。
回望飞地历史，它从荒芜中起步，在协作中成长。它记载了一代人艰苦奋斗的足迹，也见证了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到市场的深刻变革。如今，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些“嵌”在兄弟省市的上海地块，其象征意义愈发凸显。它们生动说明，真正可持续的区域合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的共赢艺术。
飞地的故事还未完结。从传统的农副产品保障基地，到现代的产业协同平台，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创新共同体，它的每一次转型都紧扣区域发展的脉搏。这些星星点点的飞地，如同棋盘上关键的“眼”，让上海与广阔腹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生动、具体和富有成效。理解它们，不仅能读懂一段特殊的历史，更能把握中国区域经济从单点突进到协同共进的内在逻辑。这份关于共享与共赢的实践，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地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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