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朝鲜西线气温零下二十度，指挥所里的煤炉烧得噼啪作响。战斗间隙，陈赓从怀里摸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眉头却突然拧紧——画面上，女儿右耳的上缘似被剪去一角。没过多久，写给傅涯的家书就随运输车发出：“为什么把我女儿耳朵头削掉了一块？”短短一句玩笑，却比任何豪言更能看出这位上将的柔情。
对子女的挂念，贯穿陈赓的一生。时间往前推二十余年，1929年，他在上海特科工作，枪声和追捕几乎每日相伴。那时长子陈知非刚出世，见不到父亲只能靠照片认人。为了这张照片，陈赓把仅有的一点工资寄给小舅子，嘱咐“务必拍得清楚”。可以想见，在灯光寒酸的弄堂里，年轻父亲捧着相片的那份珍重。
1939年，王根英牺牲，陈知非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陈赓南北奔走，唯一能给出的陪伴是零星的书信和嘱托。抗战胜利后，他终于把十七岁的儿子接到太岳根据地。相见那天，他握着儿子的肩膀直看：“像你妈妈，连头发旋都一样。”父子相对无语，泪水早已浸满军装。
1943年，第二次婚姻到来。傅涯年轻爽朗，两年后生下陈知建。给儿子取名“知建”，那句理由部队里传了很久——“将来要建设新中国”。此后，陈赓继续转战华中、华南，一张张日记里写满“知建今天会不会走路了”“牙长出来没有”等零碎念想。
女儿的出现让这份思念升级。1950年夏季，部队西进云南途中，傅涯在昆明生产，女婴取名“知进”。消息传到行军路上，战士们笑着说司令员“终于凑齐了好字”。可就在众人围观的当晚，小知进对美军奶粉过敏，满脸红疹。某文工团员一句“怎么这么难看”，让平时幽默的陈赓黑着脸回敬：“我女儿最漂亮，谁不服走两步试试。”从此无人再敢乱开玩笑。
剿匪结束，他被派往越南支援作战，紧接着又入朝作战。临行那天，昆明火车站人声鼎沸，两岁的小知进抓着父亲裤腿死活不松手，哨兵都不忍催促。列车启动，他伸手把孩子推到妻子怀里，车窗外哭声随汽笛划破夜色。多年后有幸归来，他回忆那一幕时说：“那声哭，钻心。”
抗美援朝最激烈的阶段，指挥所里常见一排战士比照照片写遗书。陈赓也把女儿照片贴在地图旁，每次作战结束都要摸一下，看耳朵还在不在。后来那张“缺了一角”的相片成为全团笑谈。实情不过是摄影师取景失误，却让枪林弹雨多了几分烟火气。
1952年回国，他受命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当时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儿童，他偏不守规矩，女儿扎着两个小辫子，一晃一晃跟在后头。岗哨只得装作没看见。一次去大连海防演习，小辫子散了，他急得满头大汗也系不好，最后冲出门求助路过的女军医。演习结束，他干脆把女儿头发剪成娃娃头，省心省力。
外界往往记住陈赓“战神”的硬朗，却少有人知道他会翻箱倒柜找旧布，请裁缝连夜做童裙。女儿泥手油脸冲进屋，他先皱眉，接着抱去水盆仔细洗，嘴上还念叨“别告诉你妈”。这种生活场景，比任何勋章更沉甸甸。
时间来到1961年初，病痛缠身的陈赓被劝去上海养病。他只带傅涯、秘书和四个孩子。火车行至苏州河，他指着车窗外说：“以前这叫花车，穷人连想都不敢想。”几个孩子瞪大眼，听他讲地下工作如何与日本宪兵斗智。讲到得意处，他突然收声：“记住，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丁香花园的冬夜，台灯昏黄。陈赓伏案写《作战经验总结》，旁边是练字用的宣纸。陈知进爬到凳子上，问：“爸爸，又写字呀？”他放下笔，握着女儿的手写下“毛泽东时代的少年最幸福”。笔锋未干，他叮嘱：“字要练，人更要练，先学劳动，再学本事。”
3月16日凌晨，剧痛袭来，他用尽全力招手：“傅涯……孩子。”话未说完，手臂垂落。床前哭声哑哑，黑夜漫长。11岁的陈知进再也没等到那趟通往哈尔滨的约定。
陈赓去世后，傅涯带着孩子离开原住房。有人劝留，她摇头：“房子是组织给陈赓的，人走了，就不该占。”此后几年，五个孩子在普通学校穿旧衣、坐木椅，没有豁免没有特权。外界不解，他们只是说：“爸爸这样要求。”
今天回看履历：陈知非已逝；知建走上军事指挥岗位；知进成为总医院麻醉专家；知庶担任军区司令；知涯求学海外。旁人感慨“虎父无犬子”，而那张缺角的照片仍被家人细心保存。陈赓再也看不到，但他当年的疑问，早在孩子们的成长里得到了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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