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拓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暨陈思和教授新著分享会”上的发言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思和老师好、各位老师、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是怀着既惆怅又欣慰的心情参加这次会议。
为什么很惆怅？就我个人而言，对我影响很大的上海几位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辈，相继都退休了，蔡翔老师1953年出生，思和老师1954年出生，我的老师晓明老师是1955年出生，他们都在这几年先后退休了，离开了大学体制。晓明老师和思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好，我也把思和老师当作自己的老师，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去过思和老师在上海非常著名的书房“黑水斋”，90年代上海住房非常紧张，但是思和老师拥有一个漂亮的书房，是很了不起的，我记得有很多电视台记者还专门去思和老师家采访，就是为了拍这个漂亮的大书房；我也参加过思和老师主持很多重要学术活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思和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出版，专门开了一个会，把北京、上海等很多地方的青年教师召集起来讨论这部教材，而且还请了王安忆老师、王晓明老师一起参与，那时安忆老师的《长恨歌》也刚刚出版，围绕新鲜出炉的新文学史和新长篇小说，大家一起吃饭、喝茶、聊天，真切地感受到学术和文学带来的愉悦与惬意。
这些前辈老师在大学时，我个人觉得有主心骨了，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思和老师、找晓明老师，碰到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有老师在后面站着撑腰。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没了主心骨，我当然觉得惆怅，但同时也很欣慰。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说“这世界不再迷人”。这句话可以用在今天的大学里，因为大学体制现在卷得很厉害，卷项目、卷论文、卷待遇、卷帽子……年轻一代几乎都在进行“军备竞赛”，大学所需要那种“余裕”早就离我们而去。老师们在这时候离开大学体制，应该说是值得欣喜的，离开体制之后还可以进行更加自由和随性的研究。洪子诚老师就是典范，他退休之后所写书的数量远远超过退休之前，而且这些书对学术界的影响力更大了。
具体而言，我想讲三点：
第一，思和老师与华东师大中文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思和老师有好些学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今天在场的就有几位。思和老师与晓明老师在1980年代提倡重写文学史，我没有经历过，但当时倪文尖和雷启立都在《上海文论》实习，应该知道不少台前幕后的故事；90年代两位老师倡导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是晓明老师的研究生，第一次在《文汇报》的讨论，我们去录音，然后回来整理成文。那时候不像今天有速记，也没有电脑，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听了之后手写下来的。所以说，思和老师与我们有一种超越一般学术意义上的精神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发言
第二，全之老师说到“陈氏关键词”的问题，这些关键词的存在，表明了思和老师这一辈学者几乎重构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这不仅指思和老师和晓明老师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倡导从80年代到今天影响深远，意义毋庸置疑。前两天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施先生在90年代冒着酷暑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就是为了回应“重写文学史”的问题，讨论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从中也不难想见“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重写文学史不只是说思和老师和晓明老师都有重新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梦，思和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还有《现当代文学经典十五讲》可以说具有了新的文学史的规模。但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并不是光靠一部后起的文学史就可以取代前面的文学史。思和老师的贡献在于他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边界。从早期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战争文化心理、逼近世纪末，到民间、潜在写作，岗位意识等等，陈老师自己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但是这些关键词并不是局限在学科内部。思和老师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和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有激烈的呼应关系，如果大家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人文精神今天好像变成了随处可以套用的俗语，但当时有着鲜明的、具体的所指；“民间”也不完全来自西方理论，其意涵也不能被公共领域、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等概念所穷尽，而是希望籍此重新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没有介入到急剧变动的现实的能力。思和老师的一系列概念或关键词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今天回头讨论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能只看到所谓“研究方法论”，而应该强调方法背后的问题意识。
1998年西安会议时，钱理群老师说了“我们这个学科不再年轻”，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们这个学科不仅“不再年轻”，甚至可以说正在越来越衰老。衰老的表现就是在学科内部出现了许多精细的研究，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无论在了史料的拓展，还是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今天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前所未有的深入，甚至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但这些精细化的研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在既定的学科范围内展开讨论，再也不可能像思和老师这一代学者那样，在思想的意义上拓展学科的边界了。流行的做法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边界也已划定为前提，然后在边界内进行具体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往往是项目主导的，做任何题目都先考虑是否能申报到各类项目；其次是这些研究都受到论文的限制，基本以论文的规模来思考问题，而论文的篇幅一般是1万到2万字，专著已经降低到非常边缘的地位。如果我们的思考被项目和论文所限制，只在既定的范围里面考虑问题，那么根本不可能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界，也不可能像思和老师这一辈学者那样，虽然思考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但所有的问题都有可能在学科之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充当当代中国思想的某种引领者角色的原因之所在，那时候，历史、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都要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吸取灵感和思想。很显然，今天情况大不一样了。
第三，今天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新文学是不是终结了？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终结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不是终结了？“终结说”的提出不只是因为21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时间的延续并非历史断裂的前提，而是文学形态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回应各种“终结说”，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合适的概念思考新的文学形态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思和老师的研究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譬如说如何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思考21世纪文学，一般研究都聚焦于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如何，或者是讨论新世纪文学如何历史化。但这些研究都不是从概念生产的角度进行思考，似乎没有能力如思和老师当年提出“民间的浮沉”那样来把握新的文学形态。即使如现在比较流行的“”新大众文艺”，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给出的概念，学术界围绕这个概念写了很多文章，做出了诸多回应，但按照我的理解，基本上是被动的呼应，而非主动的出击。这也表明今天从学科内部提出具有思想活力的概念和关键词的能力正在进一步退化。
今天，思和老师这一辈学者是“退役”了，但我们这些“现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能不能沿着思和老师这一代所开拓的话语空间进一步探索时代性的问题意识，成为了严峻的挑战。我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尽可能做好研究，才是对思和老师这一辈学者最高的敬意和最好的致敬。
谢谢大家。
来源：fd现当代
上观号作者：上海市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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