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站在高等法院上诉庭被告席上的年轻人，情绪突然失控了，他不再为减刑辩解，也不再和律师低声商量，而是当着法官、检控官和旁听席的人，突然撤回了所有上诉请求，声音发抖、语无伦次，最后几乎是喊出来的。
他说自己是个傻子，被人骗了，还说要向“14亿中国人道歉”，这一幕，让整个法庭都愣住了。
如果只看案卷本身，这原本只是一起已经结案、程序性走完上诉流程的暴力案件。
可没人想到，在2021年11月25日这个本该平静的日子里，被告赖云龙会突然掀开一层更深的内幕，把自己过去两年的疯狂、恐惧和崩溃，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他反复提到一个名字——马克·西蒙，说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被这个美国人彻底利用了。
这一声迟来的“我错了”，并没有改变他的刑期，反而揭露了真相，2019年那场把香港拖进深渊的风暴，从来不是所谓的“自发运动”，而是一场被精心操纵、被金钱和谎言推动的暴乱。
而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真正付出代价的，从来不是那些幕后操盘的人，要明白这声道歉的分量，就必须回到2019年8月13日那一晚。
那天晚上的香港国际机场，本应是旅客来往、灯火通明的地方，却彻底变了样，航站楼里挤满了黑衣人，出口被堵死，广播声被吼叫声淹没，空气里是紧张、愤怒和失控的味道。
人群中，不断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喊口号，整个机场像是被人为推入了一种集体癫狂的状态。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叫付国豪的内地记者，被推到了风暴中心，只是因为行李里被翻出一件写着“我爱警察”的T恤，只是因为他的普通话口音和内地面孔，他就被迅速贴上了“敌人”的标签。
那一刻，理性消失了，法律消失了，连最基本的人性也消失了。
付国豪被人群围住、推搡、辱骂，随后被塑料封条反绑双手，非法拘禁在机场角落，整整两个多小时，他被绑在行李车上，拳头、脚、杂物从四面八方砸过来。
有人对他吐口水，有人对着他的脸拍照、直播取乐，即便医护人员赶到，把他抬上担架，那些已经失控的人依然追着打，用旗杆捅，用装满液体的塑料瓶猛砸他的头部。
就在那样的极端情况下，付国豪咬着牙，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话：“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那不是挑衅，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暴力面前，用最后的尊严做出的回应。
事后，警方公布的伤情显示，他全身多处软组织严重挫伤，头部遭到重击，身体的疼痛是一方面，更深的，是心理创伤，被数百人围困、围殴、羞辱，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生难以抹去的阴影。
而就在那群施暴者中，情绪最激动、动作最凶狠的几个人里，就有赖云龙。
赖云龙的背景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普通，小学文化，长期靠零散工作维持生计，在社会边缘徘徊，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清晰的人生方向，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那一晚，却成了暴力的一部分。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辩护律师一度试图把事情轻描淡写，说成是“误会”，甚至声称怀疑付国豪是假记者。
但法庭没有接受这种说法，四五十人参与、有组织、有持续时间的围攻，根本不可能是误会，最终赖云龙因非法拘禁、暴动等罪名，被判处5年3个月监禁。
在宣判之前，赖云龙甚至显得有些无所谓，神情里带着一种被煽动出来的“自豪感”，直到真正进了监狱，直到铁门关上、时间开始一天天流走，他才慢慢意识到，所谓的“英雄时刻”，已经彻底过去了。
转折点，出现在同伙毕慧芬试图装傻求轻判之后，赖云龙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他意识到，所有的口号、承诺、鼓动，在法律面前毫无意义。
于是，在上诉的最后关头，他选择“跳船”，把责任指向那个他认为的幕后操盘者——马克·西蒙。
这个名字，对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马克·西蒙曾在美国情报系统工作，后来以“壹传媒”高管、黎智英私人助理的身份长期活跃在香港。
他还担任过美国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早在2014年，就有记录显示，他曾陪同黎智英与美国高层政客会面。
赖云龙在法庭上的供述，揭示了一套完整的运作逻辑，街头看似“自发”的行动，背后有明确的组织、资金和指挥。
那些源源不断的装备、物资、资金，通过各种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流入香港，暴徒们被教怎么对抗警方，怎么利用媒体，怎么制造更大的混乱。
回看当年的画面，这种“专业程度”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很多参与者学历不高、收入不稳定，却能拿到昂贵的防毒面具、护目镜、战术手电、对讲设备，还懂得基本的配合和撤退方式。这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到的。
他们被不断灌输一种观念：你们在改变历史，你们是“前线英雄”，对赖云龙这样长期缺乏社会认同的人来说，这种虚假的使命感，比钱更有吸引力，而真正的导演，始终躲在幕后。
当暴力发生后，西方部分媒体迅速跟进，用滤镜包装，把施暴者描绘成“受害者”，把秩序维护者污名化，对幕后操盘的人来说，混乱本身就是成绩，是向金主交差的“成果”。
可当一切结束，代价只会落在“前线”的人身上，赖云龙坐在被告席上说自己“被耍了”，不管有多少求生本能的成分，至少承认了一个现实：他只是被用完就丢的棋子。
更残酷的是，有些后果，已经无法挽回。
付国豪回到北京后，身体慢慢恢复，但心理创伤却不断加重，他陷入严重抑郁，逐渐与外界隔离，生活能力明显下降。
尽管被视为英雄，但那场暴力，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无法修复的裂痕，就在赖云龙当庭崩溃前一个月，付国豪离世，年仅30岁，他父亲那句“孩子是被那场暴力毁掉的”，让很多人至今无法释怀。
一个年轻记者的生命，就这样被终结，另一个年轻人，则在铁窗里度过青春，这不是偶然，而是被操纵的结果。
好在，这样的混乱并没有无限持续，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局势迅速发生变化，暴力犯罪大幅下降，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2021年，香港的暴力案件数量相比2019年下降了九成以上，机场恢复运转，地铁修复，商铺重新营业。那些靠外部资金支撑的乱港组织接连解散。
这不是所谓的“自由消失”，而是普通人重新获得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敢出门，敢说话，敢做生意，敢上学。
历史不会因为一句道歉而重来，但它可以成为警示，国家安全不是抽象概念，它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把别人的城市当试验场的人，最终只会逃走，而被煽动、被利用的人，只能承担后果，这就是代价。
参考资料：
《袭击付国豪的香港暴徒上庭大喊：是“美国间谍”指使我去做的！》——海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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