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届少年班，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件大事。
1978年3月，这个班从全国挑了21个小孩，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1岁，全是些智商高得吓人的家伙。
当时国家刚恢复高考没多久，大家都急着培养人才，李政道教授写信建议办这个班，中科院和中国科大就行动起来了。
目的是让这些早慧的孩子早点学东西，早点出成绩，填补科技空白。
这些小孩被媒体叫作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
其中最出名的三个，宁铂、谢彦波和干政，被人看好至少有一个能拿诺贝尔奖。
可四十七年过去，他们的现状让人唏嘘：宁铂出家了，干政在家啃老，谢彦波在学校教书。
其他班里的成员呢，有的混得风生水起，有的平平淡淡。
第一届少年班招生严格，层层筛选，从全国各地来的小孩大多有数学物理的特长。
学校给他们特殊待遇，不分专业先打基础，两年后选方向。毕业后，大部分人继续深造，很多人去了国外顶尖学校。
到2015年，中科大少年班总共培养了三千多人，九成以上读了研究生，百分之十九在科技教育界干活。
其中有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七个美国物理学会会士，五人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
教授级别的超过两百五十人，哈佛有五个，清华也有五个。还有六个拿了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在企业界、金融界也活跃，不少进世界五百强。张亚勤就是典型例子，他十二岁进班，后来当微软全球副总裁，现在在干大事。
其他像申喻，十五岁毕业，去麻省理工读博，现在是知名物理学家。
还有王晓云，十三岁进班，后来破解了MD5算法，在密码学界有名。这些成功案例说明，少年班确实出了不少人才，推动了中国科技进步。
但这个班的成材率没那么高。百分之八十以上深造了，可真正在基础科研顶尖领域的比例不高，不到百分之二十，跟当初想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目标有点偏差。
成为教授的只占百分之八九，这数字放在普通大学也算正常，但对少年班来说，期望值太高了。
国外类似实验也这样，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一千两百个高智商小孩，政府砸钱培养，五十年后调查，多数没成科学家，就算成了也没特别出色。
英国从一九七四年跟踪两百一十个天才儿童，结果只有六个世俗意义上成功，成材率才百分之三。所以，少年班的低成材率不是孤例，天才教育本来就难把握。
现在说说那三个最出名的神童，他们的路走得最曲折。
宁铂从小就聪明得离谱。两岁半背三十多首诗词，六岁学中医用草药，八岁下围棋读水浒传，在当地出名。
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老师倪霖写信推荐他给方毅，方毅亲自跟他下两盘围棋，十三岁的他全胜了。
这事上报纸，全国轰动。他顺利进少年班，读理论物理。可他不喜欢这个专业，想转南京大学天文学，没批。
1982年毕业，19岁留校教书，成了最年轻大学老师。可他三次报考研究生，每次都没考，想做普通人，不想活在名声里。
同学说他极度自尊又自卑，怕失败。后来他结婚生子，跟老婆在孩子教育上吵架，1993年离家出走几个月，去海南。
1998年上央视节目，批评神童教育害人。2002年去五台山出家，学校找回。
2003年再出家，2004年离开学校。现在他还俗了，在佛学院讲课，或者在南昌做心理咨询。采访说他过得还行，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从神童到僧人，这转变太大，很多人觉得可惜。
1978年，11岁的谢彦波进班，是最小的。入学时不会洗衣服，班主任找工人帮他。十五岁提前毕业，进中科院读硕士，十八岁跟周光召院士读博。可他社交差，不会处理人际，跟导师关系紧张，没拿博士。
1985年去普林斯顿，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论文选题跟导师观点相反，安德森建议换导师，他不肯，坚持九年。
一九九一年卢刚事件后，校方怕他极端，逼他回国或换人。他回中科大，当讲师，现在是物理学院副教授。二零二三年拿了学校优秀教学奖，已婚，有一个儿子。
课堂上他讲课独特，公式推导复杂，但学生反馈有收获。他没再追高职称，就这么教书。比起预期中的诺贝尔，他算平庸了，但至少稳定。
干政十三岁进班。聪明过人，切速算的故事有名。本科毕业，去普林斯顿读理论物理，跟导师闹矛盾，没毕业回国。拒绝学校继续读博，精神疾病发作，多次住院。
出院后找工作不顺，申请回校教书，没博士学历不批。现在他跟母亲住，靠退休金过日子，长期失业。传闻他自我封闭，不出门。跟谢彦波情况类似，都是留学失败，人际问题大。
为什么这三个最出名的没达到预期？一个原因是媒体炒作太猛。当年报道铺天盖地，把他们捧上天，小孩心理压力巨大。
少年班教育模式也有问题，早慧孩子智商高，但情商生活技能跟不上。学校统一管理，没个性化指导。
国外导师冲突时，他们坚持己见，没妥协。回国后，适应不了现实。可见，天才不光靠智商，还需机遇和心态。
天才教育不是拔苗助长，得平衡智力和人格。教育得因材施教，别一刀切。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只起点，过程和心态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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