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理困境来临时，我们最常陷入的一种思维模式是：将问题等同于自己。抑郁袭来，我们认定“我是个抑郁的人”；焦虑缠绕，我们相信“我是个焦虑的人”；注意力难以集中，我们自责“我是个散漫的人”。这种将问题内化为身份认同的认知，如同一个无形的牢笼，不仅锁住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更蚕食着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然而，叙事疗法中的外化对话实践揭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问题并非你本身，问题只是你正在应对的困境。理解这一根本性的区分，并学会实践它，是一场深刻的认知解放。
问题的内化：我们如何成为困境的囚徒
将问题内化，是人面临困境时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在长期的文化与社会建构中，我们习惯了通过定义“你是谁”来解释“你为何如此”。这种思维定势有其深刻的根源。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现代社会的“规范化评判”机制，系统地鼓励人们用“正常”与“异常”的标尺衡量彼此，将复杂的行为与情绪体验简化为个人内在的、固化的特质标签。世俗都在无形中强化这种逻辑：当孩子难以安静，我们迅速贴上“多动症”的标签；当成人持续情绪低落，我们轻易归因于“他性格悲观”。
这种归因方式看似直接高效，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忽略了个体生命故事的丰富性与情境的流动性，将人从具体的生活脉络中剥离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悄然完成了一次认知上的偷换：将“一个人遇到了问题”转变为“一个人本身就是问题”。这种内化认知一旦形成，便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开始不自觉地按照“问题人物”的剧本生活，行为与情绪努力与那个标签吻合，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最初的判断，让标签显得愈发真实可信。
内化认知的困境：为何我们越努力，越深陷
“我是问题”的认知一旦建立，便构成了问题持续存在甚至恶化的核心心理机制。当你认为自己就是问题本身时，任何试图改变的努力都蕴含着对自我的否定与攻击。这好比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注定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且充满挫败感的内部战争。例如，一个深信“我是个毫无价值的人”的来访者，其任何自我提升的尝试，都会在“我本质上就不好”的信念下变得苍白无力。每一次小小的挫折，都会被解释为自身缺陷的又一铁证，从而强化其无价值感，形成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
此外，这种内化认知会深刻地扭曲人际关系场域。当家庭或社会系统也将个体与其问题等同，所有的互动都可能演变为对“有问题的人”的监督、矫正或含蓄的排斥，而非对“人所面临的问题”的共同探索与应对。个体被孤立在“问题身份”的孤岛上，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困境本身的压力，还有周遭目光带来的羞耻与疏离。这种氛围进一步侵蚀了人的心理支持系统，让问题变得更加顽固和孤立无援。因此，打破“人即问题”的等式，不仅是治疗的技术起点，更是中止这种自我延续、自我伤害循环的逻辑前提。
外化对话：将问题置于身外的认知艺术
外化对话，正是为了切断上述循环而设计的认知与实践工具。它的核心操作，是借助语言、隐喻和想象，主动将问题从人的内部认同中抽离出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外在的“客体”进行观察和描述。这个过程绝非逃避责任，恰恰相反，它通过划清清晰的边界——人才是生活的主体与责任的承担者，问题只是需要主体去审视和管理的客体——来重塑一种更健康、更具建设性的责任关系。
在实践中，咨询师会引导来访者为问题赋予一个外在的“身份”。例如，将弥漫性的“抑郁”称为“黑狗”，将纠缠不休的“强迫思维”称为“挑剔先生”，或将“注意力分散”称为一个爱捣乱的“小精灵”。如同案例中的杰弗里，他与家人开始谈论“AHD”这个淘气的“双胞胎弟弟”，而非“我是个多动症孩子”。这一命名的转变具有象征性的解放力量：它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得以从与问题的“融合”状态中转身，获得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你可以开始描述“它”何时出现、“它”喜欢什么把戏、“它”如何影响你，而不是只能沉浸于“我就是这样”的无力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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