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台北刑场，死刑犯面对枪口竟然在冷笑？
背负38年骂名的“叛徒”，真相揭开那一刻，连对手都脊背发凉，原来那不是轻蔑，而是对信仰的绝对自信。
1959年2月4号大清早，台北那个叫安坑的地方，冷得要命。
刑场上站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对面是一排黑洞洞的枪口。
一般人到这会儿早吓尿了，可这哥们儿倒好，微微歪着脑袋，嘴角居然还挂着点儿笑意，眼神直勾勾盯着镜头，满脸写着“瞧不起”。
“砰”的一声，人倒了。
国民党特务赶紧跑过去，在他胸前的牌子上拿红笔画了个大叉，咔嚓拍张照存档，这事儿就算结了。
这男人叫刘光典。
但他死得不仅惨，还特别冤。
就在他倒下的同时，海峡这边的北京，他老婆王素莲早就被活活气死了，留下的三个孩子天天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大特务的狗崽子”。
因为在当年的档案里，刘光典这名字后面跟的不是“烈士”，而是两个刺眼的字——“叛变”。
这哪是杀人啊，这分明就是诛心，还是连坐三代的那种。
这事儿说来话长，得把日历翻回到1950年的那个春天。
那会儿台湾岛上的气氛，真的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
本来地下工作搞得好好的，坏就坏在一个叫蔡孝乾的人身上。
这人头衔不小，是那边的“一把手”，还参加过长征，结果被捕后软骨头病犯了，为了保命，把手里的名单全吐了出来。
这下彻底完犊子了。
短短几个月，1800多人被抓。
这张大网收得太快，网边缘有俩人最危险：一个是搞农业的谢汉光，一个是搞情报交通的刘光典。
当时的台湾四面都是海，往哪跑？
根本没地儿跑。
谢汉光脑子转得快，心也够狠。
收到风声后，他没像没头苍蝇一样往码头撞，而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往深山老林里钻。
他一路跑到了台东的蛮荒之地，找了个高山族部落躲了起来。
为了活命，他把老婆给的金戒指塞给了村长，顶替了一个失踪村民“叶依奎”的户口。
这一躲就是38年啊，整整38年，他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个哑巴，不敢写字，不敢说梦话，连个囫囵觉都没睡过。
这种把自己活埋的日子，有时候比死还需要勇气。
再看刘光典，这哥们儿更让人心疼。
他本来有机会走的。
1950年初，最后一张船票都快到手了，结果发现组织出事了。
为了发出一封至关重要的警报信——“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其实就是说组织瘫痪了），他把逃命的机会让出去了。
走不了咋办？
学野人呗。
刘光典躲进了台南海拔一千多米的原始森林。
你想啊，一米八的北方大汉，蜷在那种阴冷潮湿的溶洞里，渴了喝石缝水，饿了挖草根。
这日子稍微讲究点的人一天都过不下去，他愣是坚持了四年。
而且他也没闲着，学会了编竹篓子，让收留他的老乡赖正亮一家拿去卖，换点米回来。
那帮特务把台湾岛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着人，气急败坏之下，搞了一招超级损的“反间计”。
他们找了个长得像刘光典的替身，大摇大摆去香港喝咖啡，还在报纸上发声明，说自己“弃暗投明”了。
这招太毒了，简直是降维打击。
消息传回大陆，直接把刘光典的老家给炸了。
他老婆王素莲，本来身体就不好，还要拉扯三个孩子，听到丈夫“变节”的消息，天都塌了。
周围人的白眼、组织的审查、内心的绝望，直接把这个才32岁的女人逼上了绝路。
1955年人走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啊。
那真正的刘光典呢？
早就在1954年因为叛徒出卖，在山洞里被堵住了。
被抓后特务轮番上阵，甚至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结果这硬汉除了承认自己是党员，别的半个字没吐。
1959年，蒋介石那个老头子大笔一挥：“死刑照准”。
刘光典就这样走了，尸骨被随便塞进个坛子，扔在了六张犁的荒草堆里。
直到1988年，两岸关系松动了。
一个背都驼成虾米的老头，拄着拐杖从台湾深山里走了出来。
这人就是“借尸还魂”38年的谢汉光。
他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紧接着，一位台湾老地下党带回来一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50年代牺牲的人。
工作人员翻到其中一行，上面写着六个字：“刘光典，旅顺人。”
真相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只是这代价实在太沉重了。
看到这几个字，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那会儿都已经是中年人了，当场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几十年的委屈啊，终于能挺直腰板喊一声：“我爸不是叛徒，是英雄！”
1991年，国家正式追认刘光典为烈士。
2008年，刘玉平终于在台北六张犁那个阴森森的纳骨塔里，找到了那个落满灰尘的骨灰坛。
那一刻，父子俩隔着半个世纪，隔着生与死，终于团圆了。
2013年，北京西山建了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那墙上刻了846个名字，刘光典就在里头。
那不是狂妄，那是心里头有底气，知道自己走得正、行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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