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与 “ 台少团 ”
1938年冬天，腊梅花盛开的时候，朱晓光带着全家人抵达金华， 同二哥曦光相会了。
当时的金华已成为东南抗战重镇。自杭州失陷以后，浙江省政府 就迁至金华所辖的永康县方岩，省府主席黄绍竑是桂系中的抗战派， 施政比较开明，吸引来大批知识青年和抗日爱国的有识之士，不少共 产党人也参加了政府工作。有了这样的政治环境，新知书店在浙江的 业务，才得以以金华为出发点，向浙西、浙东南及周边省区迅速扩展。
那时闻名全国的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歌咏队，也在队长刘良模带领下来到金华，没有几 天，金华江边的古城就到处传扬他们教唱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红日照耀在太行山上》的嘹亮歌声响遍了大街小巷。
奔波了一年多的朱晓光，恢复了在新知书店的工作，负责书刊批 发业务，朱谌之一边带着吃奶的孩子一边协助他。平静而忙碌的日子 过得飞快，第二年五月，晓光被派往皖南新四军驻地设立随军书店， 继续大半年前二哥曦光已经在那里开辟的工作，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 提供精神食粮。
临走的时候，晓光嘱咐已经在中心小学读书的沈珍：
“沈珍，湘虎还小，你要同姐姐帮着妈妈照看小弟弟呀!”
沈珍，这个在战乱和流徙中长大的小姑娘，仿佛已“成熟”了许多， 她抬起头问晓光：
“你要去的地方远吗?为什么我们不和你一起走呢?”
“不算远，但要翻山越岭，再说你要读书上学，怎么走得了呢?”
晓光和蔼地回答着，沈珍不言语了，她的哑巴姐姐奉珍也在一旁 懂事地点点头。
其实，此时朱谌之的心已经同晓光一起上路了。
多次进出皖南、 熟悉那里情况的曦光，早就向她和晓光介绍过：以北伐名将叶挺为军 长的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抗日队伍。
1938年4月新四 军军部由南昌转移到安徽南部的歙县岩寺，7月进驻泾县云岭，从此 皖南山区便成了大江南北乃至海内外广大爱国青年向往的又一处抗日 根据地，训练和培养新兵也就成了新四军一项急迫又繁重的任务。
当 时在军部教导总队任训练处处长的薛暮桥，是新知书店的发起人之一， 因此训练工作伊始，便同新知书店在金华的分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起初是运送急需的教材用书，后来又出版发行新四军的《抗敌》杂志， 再后来又办起了随军书店并不断有所发展，迫切需要人手。
能够到新 四军中直接为英勇的将士们服务，对早就盼望走上抗敌前线的朱谌之 来说，怎么能不心向往之呢!
因此，她同晓光约定，待湘虎断奶后， 寄养在晓光的姐姐朱英处，跟老太太和陈宜她们一起过，自己抽出身 来赶去皖南跟他会合。
当朱谌之托请大姑子朱英带她的湘虎时，朱英出于至亲的情分， 自然是答应了，但她觉得朱谌之产后也没有好好休息，才安顿下来， 为什么又要急着走呢?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我的两个孩子我都想揽 在身边，你的孩子这么小，留下来你放心吗?”
“我有工作要做嘛。”朱谌之回答她。
“你做什么工作?有这么要紧吗?”
“这个，你就别问了。”
朱英对朱谌之的回答很不满意，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她还说：“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不肯告诉我是怕我走漏了风声，也怕我知道了不敢给她带孩子，真够为难她的了。”
就在这时， 一个老朋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两年前在镇海结识 的华云游，也到金华来了。这位曾被唐爱陆老人认定是“共产党”的 省特派员，的确是肩负党的一项重要使命而来。他受中共浙江省委派 遣，同骆耕漠、张一之等同志一道，来金华协助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 组织一支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
说起“台湾义勇队”这个后来同朱谌之有了密切关系的抗日团体， 得从他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李友邦那不平常得近乎传奇的革命经历谈起。
李友邦，字肇基，祖籍福建同安，1906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县芦洲 乡的一个望族之家。
还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因为被日本同学辱骂为“清 国奴”和挨了日本教员的一记耳光而萌动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1924年4月，十八 岁的李友邦与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人夜袭台北新起 街派出所，轰动台湾，被校方开除。
为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他与林木顺等人连夜越墙逃离台湾，渡海前往祖国大陆，于同年9月1日进 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
在黄埔军校，身为来自宝岛的革命青年，李友 邦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和鼓励，并在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的亲自 指导下受训。
1925年9月，李友邦从黄埔毕业，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 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曾冒死潜回台湾，动员了 大批热血青年回大陆参加革命。
创建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李友邦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下令解散“台湾地区工作 委员会”。
李友邦潜赴杭州进行革命活动，于1932年初被国民党当局 逮捕入狱，遭受酷刑，仍坚持斗争。他在狱中结识了骆耕漠等中共党 员，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
三年以后，李友邦经黄埔同学保释 出狱，在杭州、上海等地以教授日语为生，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 编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罪行。
而此前，他的家人也 为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付出了惨重代价：二弟友先、三弟友烈，先后于 1932年和1934年被日本特务杀害在台湾。
1938年夏天，李友邦在丽水遇见了几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漠， 骆当时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李友邦和骆商讨抗日的实际行动， 提及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流亡回祖籍的同胞处境艰难，可动员起 来组织一支抗日力量。
骆耕漠当即向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李的构想，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意，派遣张一之、华云游来协助李友邦；同时省委也指示张、华要尽量通过省政府和国民党的 关系来开展工作。
当年11月初，李友邦、张一之带着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给国民党 福建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信来到福建，向福建省政府提出动员返乡台胞参加抗战的要求。
早年因不堪日本殖民者压迫，大批台胞携眷返 回福建定居，其中有少数人曾被日本浪人和特务所利用，中日战争爆 发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以“日本特务嫌疑”为名将所有台湾同胞送到 闽北荒山野岭中的小县崇安集中看管。 一些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台湾 同胞被迫妻离子散，更多是全家男女老幼遭到拘捕，过着“集中营” 式的生活，许多台胞陷入饥饿与疾病之中。
李友邦的提议，实际上是 解救了这些台湾同胞，也是调动和发挥他们的所能为抗战服务。在省 党部陈肇英的支持与斡旋下，省主席陈仪在了解情况后也乐于卸下这 个包袱，立刻同意李友邦把集中在崇安县的台胞带走。
李友邦在崇安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用闽南话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号召全体台胞奋起抗战，组织台湾义勇队，得到了被拘禁在崇安的四百 多位台胞的热烈响应，当场就有许多台胞报名。
1939年2月，李友邦 率领从福建带回浙江的第一批台胞四十余人，在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 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其中有六名儿童也组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也 称“台少团”)。
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中共党员张一之 任队秘书，张一之的爱人、刚从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受训毕业的 夏云，也调来金华工作，担任“台少团”辅导员。华云游虽未在义勇 队具体任职，但在其创建前后做了不少内外联络和通讯报道的工作。
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成的武装抗日队伍诞生了，它以“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为己任，掀开了民族团结共同御侮的光荣史册。
在华云游向朱晓光、朱谌之介绍认识李友邦之前，他们就已经知晓“台湾义勇队”和它的领导者了，因为台湾义勇队成立后，积极参 加当地政府主持的抗战宣传，办抗战墙报、举行街头演出、募捐慰劳伤兵，做了许多有影响的社会工作。
台胞中有不少医务和技术人才， 于是义勇队在金华东关箭头塘设立了一个医疗所，组织巡回医疗队到 邻县村镇替人民治病，后来又在金华、衢县、兰溪发展成四家“台湾医院”,还在云和、丽水办起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合作社。
特别是 1939年3月，中国军队在浙江富阳与日军展开激战(东洲保卫战), 台湾义勇队紧急派出队员奔赴前线，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抢救伤 病员，还用日语在前沿阵地向敌方喊话，瓦解日军士气，抓住日军俘 虏后又当起翻译，队员们的出色表现受到前线官兵的赞扬，台湾义勇 队的名声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传播开来。
因此，当朱晓光动身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华云游托他帮台湾义勇 队带去捐赠给新四军的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时，朱晓光非常高兴地接 受了。出发前，他和朱谌之在华云游的陪同下，专程去酒坊巷18号 台湾义勇队总部拜会了李友邦队长。
此时台少团的成员已增至十八人，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六七 岁，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崇安拘留地同父母一起转来金华投奔义勇队的 台胞子弟，也有个别因家庭困难或其他原因而入团的内地儿童。
台湾少年团在操练.左二为朱倬(即朱晓枫)
朱谌之早就听朱晓光说过，抗战以来在上海、武汉等地出现过由 少年儿童组成的新型教育团体，如“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
这些团体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离乡背井，在成年人的帮 助下组织起来， 一面读书、受教育， 一面宣传抗战、服务社会，从实 践中汲取真知、增长才干，在烽火征途上锻炼自己成为全国儿童的模 范、未来社会的小主人。
现在看到的“台少团”正是这些团体中的一个， 她很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女儿沈珍，同眼前的这些孩子差不多大，能不 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呢?
同晓光商量后，朱谌之通过华云游向李友邦队长提出了请求。李 友邦考虑到朱谌之和朱晓光都是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朱晓光就要赴 皖南工作，朱谌之也打算去那里为部队服务，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理应互相关照。
再说，朱谌之要把女儿送到少年团来，这本身也是一个 参加抗战、投身革命的选择，是对台湾义勇队和台少团事业的支持和 响应，怎么能不欢迎呢?因此立即同意了。
1939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朱谌之把九岁半的沈珍送进了台少团， 她给孩子报名的时候，填写了“朱倬”二字，这个新学名一直伴随着 沈珍许多年。
“倬”者，大也，寄托着这位慈爱的母亲对女儿在革命 大家庭里快快长大、茁壮成材的殷切期望。
当时义勇队和少年团的经费都非常紧张，为节省开支，义勇队 的成年队员一天只吃两顿饭，少年团的孩子们虽有三顿饭吃，但菜里 的油水很少，早晚喝稀粥常常四个人合吃一块豆腐乳。
面对这样的情 况，朱谌之又一次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来，向台少团捐赠 了八百元。
当她把这笔不小的款项送交到团长李友邦手中时，李友邦 激动地说：
“朱大姐，你真是雪中送炭呀!”
他还告诉朱谌之：义勇队和少年团创办之初，省主席黄绍竑为 了表示对台胞的关心和对义勇队工作的支持，也只给了总共才六百 元的“生活费”。
不过，李友邦说，黄主席已亲自给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写信，并转发了台湾义勇队关于编制和经费的申 请报告， 一俟重庆方面批准以后，情况会好转起来的；而目前，正 是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青黄不接”的时期，不仅队员的吃饭成了 问题，各项工作的开展更困难重重，朱谌之的捐款解了他们的燃眉 之急。
据朱晓光生前回忆，义勇队兴办的“台湾医院”就是在这笔资助下得以开业的。
那年夏天，金华天气炎热，蚊虫很多， 一到黄昏，屋 子里到处是嗡嗡的声音。到了晚上，孩子们都叫睡不着。我 们当时烧一种枯竹来驱赶蚊子，蚊子没有赶掉，反弄得满屋 是烟，孩子们更睡不好。有的孩子皮肤上还出了小泡， 一 抓就出水……
大姐 (指朱枫)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再 来时就带来一批蚊帐，每个孩子得了一顶，我也得了一顶。 这一来大家睡觉就很舒服了，也不烧枯草了。这一件事给 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自离开镇海前“毁家纾难”创办难民工艺所，到远赴武 汉“入股”新知书店，富家女出身的朱谌之早已把自己个人的休戚跟 全民族的抗战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像支持李友邦义勇队和台少团 这样的慷慨捐赠，在她后来的革命生涯中还不断出现过；而对待同志 春天般的温暖，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地关心别人、乐于助人的 事迹，则无时无刻、难以计数，成了她涓涓滴滴流淌在每一个与之共 事、相处和接触者心中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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