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16，“老郑”留字条要朱枫火速撤离，越快越好|保密局|张志忠|朱枫|毛人凤|蒋经国

“ 老郑 ” 被捕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 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店里人说他托人带来一张字条，是给“陈太太”的。

朱枫接过那字条，上面写着：

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告诉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朱枫知道“老吴”系“台工委”武工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 即被捕的意思。蔡孝乾是在告诉她：继“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后，又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出事了。情势危急可想而知，蔡孝乾自己已隐蔽起来，不能来接头了。他要朱枫火速撤离，越快越好。

括号里的“刘小姐事”是指蔡孝乾曾交办的申请“出境证”一事，朱枫正想告诉蔡孝乾那件事已办妥，过两天就可以去“大舅”(吴石)处拿证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其实，早在一个星期以前，朱枫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别说人直接回上海已不可能，写一封信寄给晓光和晓枫都非常困难。

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信是竖行书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的：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专此即颂冬安

祖湘嫂兄及诸亲友均候

威凤手上一月十四日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人间的最后手迹。

“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朱枫以此见告阔别已久又常在念中的逸民、慰庭夫妇，请他们将这个“可增快慰” 的消息转告爱人晓光和女儿晓枫。

想当年朱枫从日本宪兵队监狱出来时就是在朱慰庭家养伤的，1940年为新知书店购买印刷纸张她变卖了存放在上海银行保险柜的三克拉钻戒，也是托吕逸民先生经办的。吕氏夫妇经营的泰康食品公司后来还成了新知人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为上海地下党做过不少事。他们是朱枫可以将性命托付的生死之交，又是社会关系多、带有中间色彩、有固定地址可寻的商家，因此将这封向亲人和组织报告平安与归期的重要书信相托，一定是最适合也是最可靠的。

朱枫原来计划在台北还要有“一周”至十天的停留，就能踏上回家的路，同隔海的亲人团聚了。显然，她没有想到“归程”会走得那样艰难与险恶，也没有想到即便是这个“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3月4日了”——爱人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加注了几行字，因为信封上的邮戳留下了那个让他揪心的日期；晓光还接着写道：“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

令人感慨的，还有这份“绝笔”的走势与章法。尽管寥寥数语，又在匆促中写就，朱枫对挚友的深情与信赖、对亲人的思念与关爱……无不充溢其间，仿佛是她对晓光说过“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那句话所做的补充与印证——在“更重要的”已经完成之后，她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也顿生“彩凤双飞翼”, 迫不及待地升空展翅，飞向茫茫海天，排成了这一行行归鸿似的汉字!

同早年沙孟海先生称赞朱枫“一位幽静的姑娘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相比，此刻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战士心迹的挥洒自如、一种意志和精神境界的超凡脱俗，是磨炼了二十多个寒暑的质朴与俊朗、砥砺过万水千山的坚强与成熟……

这封信的署名“威凤”恐怕也是曾经给女弟子改名取字的孟海师所想不到的，在朱枫所留下的其他书信和墨迹中也从未出现过。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却在1950年1月29日这天晚上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

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竟成了“老郑”在别人眼中的一个“特征” 。在保密局为搜捕中共地下党人所进行的秘密大清查中，国民党特务们就是以此为线索从全台北市每一区的户籍登记册中仔细地寻觅、对照，终于在古亭区××街××巷的一家户口登记中发现了“可疑之点”: 那家户主邓昌华年约四十岁，同住的妹妹邓莉只有十七八岁，这个情况与他们已掌握的“老郑”的“特征”十分相似。

特务们获悉后，立即赶到“邓昌华”家，看到的却是人去楼空，但从屋内物件被翻检得很零乱来看，主人走得非常匆忙，问邻居说是才走了两天。

搜捕者便在“邓昌华”家十几个榻榻米的住房内潜伏下来，耐心守候了四个昼夜，第五天晚上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有人开门而入，躲在黑暗里的特务们扑了过去……

“邓昌华”正是蔡孝乾所用的另一个假名。

蔡孝乾1月22日那天给朱枫留下那张字条后就离开了台北。他原想从台南逃出台湾的，到那里以后才发现无路可走，只好重回台北再想办法，就在他想去古亭区的住处取钱和衣物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埋伏。

保密局的特务们欣喜若狂，他们知道这回“落网”了一条“大鱼”。

以毛人凤为局长的“国防部保密局”,这个专事镇压共产党人和异己力量、策划恐怖阴谋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情治机构，它的前身就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所把持的“军统”;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改头换面并归属了“国防部”。

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大陆的两三年里，“保密局”这条维护蒋家王朝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忠实鹰犬，倚仗其总后台蒋介石本人的撑腰和美国盟友的“合作”,运转其庞大的组织系统和遍布全国的“杀人机器”,在平津、在西安、在南京、在上海、在昆明、在重庆……在国民党政府丢失任何一个内地的重要城市之前，都曾穷凶极恶、令人发指地上演过一幕幕可以名之为《末日疯狂》的人间惨剧，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其罪恶的黑手不知沾满了多少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鲜血!

而在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为了汲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巩固脚下最后的“反共复国基地”,惊魂甫定、痛定思痛的蒋家父子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肃和强化其情治部门的组织与职能。

早在1949年七八月间，老蒋就亲自出马，召集各特务机关负责人及其嫡系，秘密成立了由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毛森等人为委员的核心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情报工作。

不久，蒋经国又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直接控制情治机构、负责监督机密事务。毛人凤为首领的这群保密局鹰犬，也开始在小蒋的指挥下更加卖力地为其主子效命。

他们凭借台湾岛上的“戒严”体制和“保密防谍”的上方宝剑，到处抓人、杀人，制造了无数起冤案。著名作家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谈到那个“恐怖时期”的捕风之盛，说“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

柏杨自己被捕是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讲的“共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之类的“反动话”。与他同监并被判了十五年、后来连生死都不明的中学教师杨启仲，仅仅为了从他宿舍里发现了一本艾思奇著的《唯物论辩证法》……

那是在美丽岛的南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这位台湾农家子弟亲眼看见，国民党军警押着一队从大山里抓来的“政治犯”走过村道，使他吃惊的不是这些犯人的衣衫褴褛和遍体鳞伤，而是抓人者防止他们逃跑的方式：绳索捆绑和镣铐相加之外，竟有一根长长的铁丝刺穿这些犯人光赤的足踝，将他们一个一个像晒鱼干似的“串连”在一起……

与大陆时期的“最后猖狂”相比，退守孤岛后的毛人凤们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因为丢掉江山的恼恨和穷途末路的绝望让这群嗜血“鹰犬”更加无所顾忌，风诡云谲的非常年代和海岛孤悬的特殊环境也为他们施虐和报复手段的“登峰造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他们对跟随国民党渡海的无辜青年如柏杨、杨启仲以及成千上万的原住“草民”尚且如此，对真正的“匪谍”和“通共者”当然绝不会心慈手软。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五位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捕的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前面我们曾提到过。

1909年生于福建的陈泽民同蔡孝乾一样，也是个颇有资历的知识分子，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作家联盟”时期，他就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

1947年3月以后他和蔡孝乾、洪幼樵等作为华东局派遣人员分批来台，建立“台工委”并发展地下组织。他被捕时，敌人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位有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开始坚不吐实，毛人凤下令对其动用酷刑，被踢断三根肋骨、打折一条左臂，几度昏死。特务们为了获得口供，将血肉模糊的要犯送进医院疗伤，又押来他的妻儿劝降——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下，苏醒后的陈泽民供出了有关“台工委”领导成员和各地方支部的一些情况……

一个多月后，“台工委”的武工部长张志忠被捕。

又过了一个月，书记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相继落入敌手。

化名“老刘”的洪幼樵，是在基隆准备开赴香港、澳门的轮船上被保密局侦查队捉获的。

张志忠是特务们发现其住处和行踪后，开着吉普车在台北某公园外的马路上将骑在自行车上的追捕对象撞倒逮捕的。

张志忠，原名张梗，190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县一个贫农家庭，学生时期即投身抗日活动，加入台湾无产青年会。1933年遭日警逮捕，后越狱逃往大陆。抗战爆发后，张志忠进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派八路军129师冀南军区敌工部，经受了多年战火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据由他介绍入党、曾任台北学委书记的吴启泰回忆，早在“二二八”起义时，已先期赴台的张志忠即领导过台湾南部的民主联军，指挥过攻打嘉义县政府和飞机场等战斗。

以蔡孝乾为书记的 “台工委”成立后，担任武工部长的张志忠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做各项准备工作。他作风踏实，不辞辛劳，为开辟兰阳地区党的工作，吴启泰曾陪同他到自己家乡罗东、苏澳一带考察，

吴启泰于1949年3月受台湾地下党委派，回大陆解放区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北京，再也没有能够返台。

直到 1987年赴美参加“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会，一位曾因“台工委”案被捕坐牢的杨克村老先生专程从台湾赶来洛杉矶同他相会。这位杨姓老人受两位已故知情者的“临终嘱托”,将埋藏在心底几十年的有关张志忠被捕和牺牲的情况告诉了吴启泰。

原来，1949年底，张志忠和他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妻子季云发现危险后，立即搬到友人李振芳家居住。李是党外同情者，一直在掩护张志忠夫妇，但国民党特务还是查出了他们的行踪，不仅逮捕了张志忠夫妇，将李振芳也抓了起来。

张志忠被捕后，特务审问他，要他招供。张坚贞不屈，连声说“你们打死我好了”,连特务、狱吏都拿他没办法。

杨克村老先生郑重地对吴启泰说，因为掩护张志忠夫妇而被判了十五年刑的李振芳，在临终前特地嘱咐他：“张志忠和季云是坚持到底、坚决不投降的。他们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是英勇牺牲的，此事一定要向北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