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忆称：在所有被捕的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保密局|张志忠|硬汉|蔡孝乾|谷正文

老特务写回忆录，总爱吹自己手段有多厉害，逮过多少大人物。可当年亲手抓捕过不少台湾地下党的谷正文，偏提起一个人的时候，没说半句自己的能耐，只老老实实留下一句评价。这句话到现在都还挂在不少档案的封皮上，连对手都不得不服，这人到底有多硬。

1950年国民党退到台湾，那阵子全岛抓共产党抓得鸡飞狗跳，保密局布下天罗地网，连台工委的头号人物蔡孝乾都落了网。蔡孝乾没扛多久折磨，没多久就松了口，把知道的名字地址全供了出来。顺着这条线往下摸，藏了很久的张志忠，终于暴露了行踪。

当时张志忠对外的身份是体面商人，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周边卖烟的摊贩、修鞋的老人，全是保密局布下的暗桩。特务蹲守布控了好几个月才动手，推开门的时候，桌上还摊着没收拾的账册，密码本藏在抽屉里，连收音机都没来得及断电。没费多大功夫就把人带走了，连同楼上正在识字的孩子和妻子季沄，一块押进了侦防处。

第一轮审讯就从下午熬到深夜，整整十个小时没停，审讯的人把问题翻来覆去抛了几百遍。张志忠从始至终就一句话，没组织，除此之外半个多余的字都不吐。连着审了好几天，桌上的供词纸还是干干净净一片空白，把负责审讯的特务急得跳脚。

他们把已经投降的蔡孝乾拉过来劝降，想着老同事出面，怎么也能说动几分。蔡孝乾递烟，张志忠连手都没抬，全程闷不吭声，半个字都没接对方的话茬。记录员最后只在本子上写下三个字，无进展，这番话直接把特务的脸都打肿了。

张志忠1910年出生在嘉义新港的一间瓦屋里，出生那年台湾已经被日本占据十五年。他从小上日本人办的学校，被迫读日语喊天皇，可他心里一直记着父辈偷偷说的往事，记着郑成功收台，记着自己的根从来都在中国。十几岁那年他实在忍不了，干脆离开嘉义去了厦门，在集美学校读书，认识了一群同样心向祖国的台湾年轻人。

没几年他就回到台湾组织活动，办地下刊物开秘密集会，没多久就被日本警察盯上，直接把他驱逐出了岛。之后他辗转在上海厦门之间，一次次重建被破坏的组织，193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去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年被迫学会的日语反倒派上了用场，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工作，专门给被俘的日本兵做宣传，劝他们放下武器，做得相当出色。

1945年日本投降，组织下达命令，让他回台湾重建党组织，他二话没说就踏上了归途。那时候他已经改名叫张志忠，担任台工委武装工作负责人，在台南嘉义一带发动农民青年，积攒基层力量。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候，他还组织过地方自卫力量想稳住局势，最后顶不住镇压，只能全员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那会儿台工委内部，张志忠和蔡孝乾的想法合不到一块，蔡孝乾想着潜伏保存实力，张志忠觉得得抓住机会主动行动。后来局势越来越差，国民党的清剿一波紧过一波，身边人都劝他去香港暂避风头，硬的不行特务就来软的，谷正文亲自改了审讯策略，玩起了怀柔套路。牢房里的饭菜从凉窝头换成了热乎的，偶尔还能添上一碗肉汤，允许看报纸，还送来了信纸钢笔，狱警说话都客客气气。特务放话，只要愿意合作，不仅自己能改善处境，还能给家人谋一条出路。张志忠啥都没接，把信纸叠好放一边，报纸看完叠得整整齐齐，半个字都没写。

他只留下一句话，还有人留在这里，我不走。 1949年末张志忠还是被捕了，从落网那一天开始，就是整整四年的意志拉后来他趁夜深人静，用小钉子在墙角刻下几行字，可以死，不可辱，一笔一划刻得深得很。这几行字留在墙上好久，狱警看到了都没立刻擦掉，估计连他们都被这股劲震住了。几个月后，妻子季沄被押过来会面，两个人隔着桌子坐着，身后都站着看守，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沉默就是最好的交代，彼此都懂对方的选择，根本不用再多说半个字。

锯战

没多久季沄就被杀害了，消息传到张志忠的牢房，他靠着墙站了好久，没掉一滴眼泪，也没发出一点喊叫。第二天他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神色和往常没有一点差别，半点破绽都没露。蒋经国都亲自出马了，两次跑到监狱里探视他，问他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帮忙，语气放得特别客气。张志忠每次都只说一句话，快点执行，不怨怼不求饶，就是要个痛快，软磨硬泡对他半毛钱用都没有。

这四年里，一起被捕的人好多都扛不住了，有人卖了同伴换活路，有人签字投降换了自由。只有张志忠，保密局的卷宗里，他的供词栏从始至终都是空的，唯一的记录就是拒绝陈述、拒绝签字。你抓得住他的身，根本拿不走他的骨，这场较量，特务从一开始就输得彻彻底底。

1954年3月16日，台北川端町刑场，押解车缓缓停在路边，张志忠从车上走了下来。他比刚入狱的时候清瘦了不少，双手反绑在背后，步子却依旧稳当得不像话。按惯例有人递来黑布要给他蒙眼，他轻轻摇了摇头，直接拒绝了，目光平直望向前方，半分慌乱都没有。枪声很快响起，一切结束得干脆利落，这个硬骨头到死都没丢过半分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