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中德文化丛书·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中德文化丛书|古典诗词|唐诗|德国文学|日本|李白|翻译|诗歌

著/译者简介

作者

英格里德·舒斯特

日裔德国学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执教多年，研究方向为德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并聚焦德、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代表作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773—1890）》《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等。她观察德国文学里的中、日形象变迁，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译者

陈琦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交流处处长。洪堡学者、联邦总理奖获得者，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德语国家概况”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多项；在Muttersprache、Deutsche Sprache、《外语教学与研究》及《外国语》等A&H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Text und Kultur、《德语互动语言学》专著2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773—1890）》《歌德全集：在魏玛和耶拿之间》等译著4部。

张昊扬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翻译硕士，研究方向为德汉科技与文化翻译。

内容简介

1890—1925年是“东方热”在德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是重要转折。德国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形象不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投射，而是更深层次地卷入现代性焦虑、殖民话语、技术革新与全球政治博弈的语境中。

本书旨在揭示1890—1925年中日文化在德国的影响和接受情况，并分析其传播路径与动因，主要聚焦中国的唐诗、哲学，日本的绘画、俳句，中日戏剧，以及德国人在中日两国的考察游记。这一跨文化接受的过程，不仅跨越了地理与时间的界限，更折射出思想方式与叙事范式的深刻转型。

前言

第一章日本的艺术与诗歌

一、在巴黎：日本主义

二、在柏林：诗歌革命

三、在伦敦：意象主义

四、法国俳句

五、日本诗歌在德国

第二章不再幻想：旅行

一、中国与日本的考察旅行、游学及对中日的普遍印象

二、马克斯·道滕代

三、随着“库克”环游世界，中国还是日本

第三章中国抒情诗

一、《唐诗》与《白玉诗书》的接受

二、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及其阐释者——以海尔曼、德默尔、豪泽、贝特格、霍茨和克拉邦德为例

三、白居易——备受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瞩目的诗人

四、埃兹拉·庞德——“中诗英译的开创者”

第四章舞台上的中国与日本

一、歌剧、轻歌剧和异域风情剧

二、日本的舞台技术

三、舞蹈和哑剧

四、汉日文本的戏剧化

第五章非暴力哲学：无为

一、初识道家思想

二、人为的神秘：克拉邦德对《道德经》的阐释

三、庄子

四、霍夫曼斯塔尔和潘维兹：文化危机的出路

五、道教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品吗

六、反响与幻灭：托马斯·曼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文摘

第三章中国抒情诗（节选）

一、《唐诗》与《白玉诗书》的接受

“在我看来，如果要全面细致地梳理20世纪初德国抒情诗的发展史，那么必须先着大量笔墨介绍中国抒情诗对它的影响，就像当代绘画史书中对待日本艺术的方式一样。”朱利斯·巴布1911年如是写道。那么，他说的有道理吗？

如同学习日本的艺术一样，若要在德国了解中国抒情诗，则需要借助法国的帮助。汉学在法国早已发展成一门科学，这让人不由想起阿贝尔·雷米萨（Abel 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和M. 巴赞（M. Bazin）这些名字。后来在艺术圈中，中国诗歌也备受青睐。其中在德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两部著作分别是德理文侯爵的《唐诗》（1862）与朱迪特·戈蒂埃的《白玉诗书》（1867）。德理文侯爵是一位汉学家，在儒莲逝世后接任法国学院的中文教职。朱迪特·戈蒂埃是泰奥菲尔·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的女儿，她的父亲从事中国研究多年。文选《唐诗》加深了泰奥菲尔对中国的兴趣，1863年他为女儿找了一位中文家庭教师丁敦龄。根据各种流传的逸事，丁敦龄为戈蒂埃的家庭氛围所吸引，因为波德莱尔（Baudelaire）、布耶（Bouilhet）、福楼拜（Flaubert）和龚古尔兄弟都会前来拜访。在丁敦龄的帮助下，朱迪特出版了《白玉诗书》。德理文侯爵努力确保翻译的精确性，使得译文在形式和词汇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因而他的著作有着很高的信息价值。《白玉诗书》的出版鼓舞人们将中文诗改译成带有韵律的散文。在这两本文选中，诗人李白（李太白，701—762）都举足轻重。

1873年，《朱迪特·戈蒂埃的〈白玉诗书〉里的中国诗歌》文集在慕尼黑出版，反响平平。时值战后两年，当时大众普遍对法国抱有敌意，德国也没有在中国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兴趣。此外戈特弗里德·伯姆偏执地认为朱迪特·戈蒂埃的散文必须要押韵。直到90年代，德国诗人才通过奥托·比尔鲍姆开始关注中国抒情诗及其法语译本。比尔鲍姆曾在柏林学习汉语，熟知德国、英国和法国汉学家的著作。1890年，他在《社会》上发表了《离别——中国诗歌（根据公元8世纪唐诗里的李太白原诗创作）》一文。它的蓝本很可能就是德理文侯爵的书。此外，比尔鲍姆还将诗歌《静夜思》收录在他的《爱情的迷宫》（Irrgarten der Liebe）里。他不遗余力地向大众推介中国抒情诗歌。比尔鲍姆属于柏林“自由舞台”的圈内人，与奥托·埃里克·哈特勒本、理查德·德默尔和阿尔诺·霍茨都是朋友。显然，汉斯·海尔曼、朱利斯·哈特和保罗·恩斯特一定是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比尔鲍姆了解到李白及其法语译本。

理查德·德默尔的第一首中文仿体诗《中国饮酒歌》（Chinesisches Trinklied. Nach Li-tai-po，原诗标题为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出现在比尔鲍姆的《现代缪斯年鉴1893年卷》（Moderner Musenalmanach auf das Jahr 1893）里。第二首是李白的《静夜思》的仿体诗，1894年发表于朱利斯·哈特的《各时期、各民族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史》（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und des Theaters aller Zeiten und Völker）的第一卷。原诗是四言绝句，与其他的德语仿体诗相比很明显可以看出，作为“仿体诗人”德默尔比他的同行们更胜一筹。戈特弗里德·伯姆将朱迪特·戈蒂埃对《静夜思》的意译进一步稍加修改，写下名为《小酒馆》的诗歌：

我在床上醒来

漫长的夜里，深思着，梦想着

在小酒馆里

月亮洒下洁白的光芒

落在地板上

在小酒馆里

乍眼望去，令我感到惆怅

因为我以为飘起了雪

在小酒馆里

明亮的月光

慢慢爬上我的脸庞

在小酒馆里

回忆起许多遥远的国家

那是我漫游涉足过的远方

在小酒馆里

想起在异国他乡必须面对的

令人厌倦的陌生人

在小酒馆里

缓缓地低下头

思念再也不曾谋面的

祖国和朋友！

该诗完全失去了中文原文的形式，内容和心境也被冲淡，韵脚显得极为累赘。朱利斯·哈特则推崇德理文侯爵的诗歌《在寂静的夜晚》：

月亮在我的床前洒下最明亮闪耀的光芒

那在地板上闪烁着微光的，是熹微的晨光吗？

我抬起头凝望着月光

低下头思念着故乡

译文朴实无味，但是非常准确。只是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哈特在法语版中没有将“白霜”（La Gelée Blanche）译为“霜”，而是译为“熹微的晨光”。比尔鲍姆的《卧室里的月亮》也是同一首诗：

我的床前洒下明亮的月光

仿佛大地被洁白的冰雪覆盖

我抬起头，月亮清晰而纯洁

低下头思念

我的故乡小村庄

德默尔了解德理文侯爵的法语版本，显然也拜读过哈特的诗，他根据李白的四行诗改编如下：

床前明亮的月光

洒在地板上

仿佛

落在门槛上

我的眼睛不由怀疑

那是清晨的微光

抬起头望

望向明月

它在高处

闪闪发光

我低下头

想念着故乡

德默尔的诗一共有十二行，却给人一种很紧凑的感觉。内容在诗体自由度受限时仍得以展现。诗歌将“霜”误翻译成“晨光”影响不大；从整体效果上看，德默尔的诗是所有作品中最忠实于原文的。其仿体诗的价值体现在语言上：无论是句式上还是语法上都不生硬，能运用平实的单词既客观又有诗意地进行叙述。韵脚听上去也并非生搬硬凑，因为没有使用用滥了的韵尾词；句末没有人为拼凑的停顿，因而也避免了单调的重复。这一点可以与二十年后庞德对于意象主义者的定义相对照。

将德默尔的诗同比尔鲍姆的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卧室里的月亮》的不足之处：它想要使用“诗意”的语言——使用“Mondenschein”而非“Mondschein”（均表示月光），“emporheben”而非“heben”（举起），“gedenken”而非“denken an”（想起）；韵尾也是生搬硬凑的——第三行的“und rein”只是为了与最后一行的“mein”押韵才使用的；单词的摆放位置也很不自然。令人惋惜的是，德默尔只是短时期研究了中国的抒情诗，事实上，他的仿体诗完全可以达到原创诗的水平。因此这首《中国饮酒歌》也为他自己的《饮酒歌》（Trinklied，1895）带来了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仿体诗甚至超过了原创诗。“在我们现在看来，即使他的仿体诗格式固定、形式极其简单，还是比他自己创作的那首‘饮酒歌’即《我的饮酒歌》更胜一筹。这首在仿体诗之后几年创作的原创诗发音自然、寓意明朗，正是它清晰明确的特点给当时的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自1893年德默尔发表《中国饮酒歌》以来，就一直被他的朋友视为中国领域的专家：他的绰号是“Riehtzu”，即“理查德大师［Meister Ri（chard）］”的意思。然而1895年后德默尔对中国的兴趣似乎逐渐减弱。

在汉斯·海尔曼出版《中国抒情诗》之后，德默尔再次把关注点转移到李白身上。1906年他在《新评论》上发表了《远方的声音》（Die ferne Laute）、《联盟的第三方》（Der Dritte im Bunde）和《春日醉起言志》（Frühlingsrausch）。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清楚看出1895年后德默尔取得的进展，因为在这些诗歌里，德默尔自由创作的部分和李白原诗一样多。1907年，作为《明天》的出版商之一的霍夫曼斯塔尔曾激动地邀请德默尔合作：“同中文原文贴近的作品越多越好！”德默尔本人将他的仿体诗视为自己创作的组成部分；在写给鲁道夫·弗兰克（Rudolf Frank）的信中他阐释了其创作过程：

我所引用的李太白的诗歌可以在汉斯·海尔曼出版的《中国抒情诗》诗集里找到。当然，我不可能把汉语诗句的结构用欧洲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只能意译。例如将李白的《远方的声音》和《春日醉起言志》里不同的意象作为一个整体结构，使得译文的含义和情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是可以在我之前的一些诗歌里看出诗句的结构……

不久后他向朱利斯·巴布解释道：

我也了解好几十首李白之后时期后人创作的诗歌，但是再也没有这么激动过。中国古代其他诗人如果不能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还是仅凭自己对韵律的感受模仿的话，那么他们是无法学习到李白诗歌的精髓的。

德默尔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并将之视为独立的艺术品，而且不在乎诗歌背后的思想史和文化背景。他在李白的诗中所探寻的不是异国的特别之处，而是通用普世的内容，因此他对李白的道教世界观和整个道教哲学（阿尔弗雷德·莫姆贝特曾向他提到过这些）反应冷淡。1906年德默尔的“中国研究”还是封闭孤立的。

1905年，海尔曼向公众介绍了《中国抒情诗》一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由此再次掀起中国诗歌的热潮。从那时起，想要被称作抒情诗学者的人都必须了解中国诗歌和李白。随后几年间，仿体诗人发表了对中文抒情诗的阐释，其中最知名的人物有汉斯·贝特格、奥托·豪泽和克拉邦德，他们都以朱迪特·戈蒂埃、德理文侯爵和汉斯·海尔曼的诗作为依据。鲜为人知的是，阿尔诺·霍茨也为李白的诗歌所着迷并进行仿写。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霍茨以怎样的热情采纳了德理文侯爵的译本（参见第34页）。他还在1898年首次公开致敬了李白：

在镀金的花船上

装饰着乌木桅杆和紫红的船帆

我们徜徉在广阔的大海上

我们身后的睡莲间

摇荡着一轮月亮

无数彩色的纸灯笼在丝线上闪烁

红酒在圆碗里晃动

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们发自内心地

为李白永垂不朽的诗歌而欢呼！

霍茨在这里运用了李白诗歌里非常典型的意象：无目的的航行、音乐和歌声、一同饮酒的朋友和明月（只有纸灯笼似乎是暗指日本的木刻画）。这首诗尤其让人想起李白著名的诗歌《江上吟》（Lied auf dem Fluß），庞德之后也对这首诗非常感兴趣，并翻译了其中的第一节：

木兰之枻沙棠舟，

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

霍茨在《幻想》（1898）一书中运用李白的另一个主题——遗忘，替代了自己的最后三行诗句：

在遥远的南方

沉没了一座鲜花盛开的岛屿

它就是遗忘之岛

霍茨为何在书籍发行时不直接引用李白的原诗，原因尚不明确；而在1916年出版的《幻想》里却歌颂李白为“最受人爱戴的李太白”并引用其诗歌。霍茨一定在心理上与李白产生了共鸣，因此他在《幻想》一书后期的撰写中援引了这首“半听天由命、半倔强不屈的”诗歌，诗句概述的很可能也是霍茨自己的心境。1921年霍茨对该诗进行扩展，并在特刊上发表了扩展版——《春日》。

尽管霍夫曼斯塔尔不打算仿写中国诗歌，但他却认真思考过汉语和抒情诗译文的影响力。他在1906年（同年德默尔发表了最后的几首仿体诗）的《札记》（Aufzeichnungen）中记载了如下的思考片段：

一个民族对外交流越少，他们看待语言的态度与善于交际的民族就越不相同：对于任何一种相同的语言表达，前者会认为是语言的魔力，后者则会对语言持批判态度。

霍夫曼斯塔尔还注释道：

中国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既是善交际又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对语言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如何翻译抒情诗的问题，霍夫曼斯塔尔研究了多年。从源语言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诗歌内容应当翻译成哪种形式？霍夫曼斯塔尔在《朋友之书》（Buch der Freunde）里给出如下答复：

当我们欣赏中国诗歌的英文或德文版本时，就会明白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形式松散、指代不明可能会阻碍内容的表达。我们将倒映的酒杯凑到唇边，喝的是一种倒映的酒。如果我们仍然醉了，那么在如此奇特的情况下所体验到的效果，以及我们视为最高范畴的效果，难道不是宗教官能传递给我们的吗？

在1924年的记录中霍夫曼斯塔尔详述了这一观点。为了解决翻译问题，他将原始诗歌也理解为一种“反映”，即第二手资料。

更加优秀的诗歌从来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因为它们只能反映在艺术当中，而这种艺术也可以通过翻译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以下列举的这些艺术手段里，有些我们平时也会用到，如选择具有感染力的词汇、留意词汇的言外之意和特定社会意义。

德默尔、霍夫曼斯塔尔和霍茨都是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一批抒情诗人。这三个人都重视并学习中国抒情诗，思考着翻译和仿写的可能性和边界。然而，我们也不能像朱利斯·巴布一样谈论中国抒情诗的影响。因为他们在了解中国抒情诗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许中国抒情诗偶尔会给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提供帮助，但是并没有为他们引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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