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香港的圣诞节没有钟声，日军闯进门盲眼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慌不忙，一口流利东京话训哭日军，军官鞠躬敬礼后竟道出30年前隐秘身份
声明：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人物、时间、地点、重大事件）均真实可考。
“花姑娘……”
日本兵的手伸过来，指甲缝里满是黑泥。
唐筼把三个女儿死死搂在怀里，自己闭上眼，身子抖得像风里的叶子。最小的美延吓得哭都哭不出声，只张着嘴。
陈寅恪从那张旧藤椅上站了起来。
他右眼是瞎的，看东西只能用左眼。身子很瘦，青布长衫空荡荡挂在他身上。他往前走了两步，正好挡在妻子和日本兵中间。
屋里还有四个日本兵，在翻箱子，砸东西。带队的是个军曹，叼着半截烟，斜眼看着。
陈寅恪开口，声音不高，有点沙，但每个字都像铁钉一样砸进寂静里。
他说的是日语。不是一般日本人说的那种，是纯粹的、文雅的东京官话，还带着旧时江户的腔调。
“帝国军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行いを恥じないのか。”
屋里所有动作都停了。
翻箱子的不动了，伸手的兵手僵在半空。军曹嘴边的烟颤了一下，烟灰掉在他军服上。
陈寅恪又往前走半步，那只还能看的左眼，盯着军曹。
“無辜の民家に乱入し、婦女子を脅し、器物を破壊する。これがあなたがたの言う『武士道』か。”
军曹脸色变了。他手按在枪套上，喉结上下滚了滚。他没想到，在这个破旧的三楼，能遇到日语说得比他长官还地道的中国人。
“お前は……誰だ？”
他问，声音有点紧。
没等陈寅恪回答，站在军曹身后的一个年轻军官，忽然倒抽一口冷气。
那军官眼睛瞪大，死死盯着陈寅恪的脸，像是要在那张苍白瘦削的脸上，找出什么被遗忘的东西。他嘴唇哆嗦着，往前挪了一步，又一步。
然后，在所有人——包括陈寅恪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注视下，这个日本军官猛地立正，身体绷得笔直，对着陈寅恪，深深弯下腰去，鞠了一个标准的、近乎九十度的躬。
他抬起头时，脸上混杂着激动、羞愧和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情。他张了张嘴，用发颤的、恭敬到极点的声音，喊出了一个称呼。
那个称呼，让陈寅恪完好的左眼，瞳孔骤然收缩。
尘封三十年的东京记忆，混杂着校园的银杏叶和图书馆的墨香，轰然涌回脑海。
他认出了这个人是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
圣诞日的早晨，没有钟声。半山别墅区的灯火早已熄灭，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映不出往日的霓虹倒影。只有日军探照灯惨白的光柱，像鬼魂的手指，在夜空中来回划动。枪声零零星星，从九龙传到港岛，像垂死之人最后的喘息，最终一切都沉寂下去。
太阳旗在港督府楼顶升起，湿冷的风吹得旗面哗啦作响。街道空了。偶尔有日军小队跑过，军靴踩在碎玻璃和碎砖上，声音扎耳。店铺招牌歪斜地挂着，橱窗成了黑乎乎的窟窿。弥敦道上再也听不见电车的叮当声，只有日语口令和远处隐约的哭喊。
九龙，太子道西边一栋三层旧楼。墙皮大块剥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木窗棂的漆裂开无数细纹，像老人脸上的褶子。这楼有些年头了，位置在巷子深处，离主街不远不近，反倒暂时安静。但这种安静是绷着的，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随时会断。
三楼东头的屋子里，陈寅恪坐在靠窗的旧藤椅上。椅子吱呀作响，他挪了挪身子。他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棉布长衫，领口袖口都磨出了毛边。膝盖上搭着条薄毯，灰蓝色，上面有补丁。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云压得很低，铅块一样沉。他失明的右眼微闭着，完好的左眼望着那片灰色，目光像是穿过了云，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妻子唐筼坐在床边。床是木板床，铺着素色床单，洗得发白。三个女儿——流求、小彭、美延——紧紧挨着她。最大的流求十岁，梳两条麻花辫，眼睛又大又亮，这会儿却满是惶恐。小彭八岁，脸圆圆的，总是爱笑，现在嘴唇抿成一条线。最小的美延才四岁，把脸埋在母亲怀里，只露出半个后脑勺。
唐筼搂着孩子们，手有点抖。她四十出头，脸是江南女子特有的清秀，只是这些年颠沛流离，眼角有了细纹，脸色也透着憔悴。她穿着藏青色的夹袄，肘部补过，针脚细密。
楼下的动静越来越清楚。沉重的皮靴声，咚、咚、咚，像是踩在人心上。粗暴的敲门声，接着是门被撞开的闷响，日语吆喝声又急又凶，还有东西摔碎的脆响——大概是瓷器。声音顺着楼梯传上来，一层，两层，越来越近。
唐筼脸色更白了。她搂紧孩子们，眼睛看向丈夫，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颤：“寅恪……他们上来了。这次……怕是躲不过了。”
陈寅恪像是没听见，依旧望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转过头。他的脸瘦，颧骨高，面色是一种久病的苍白，像旧宣纸。他伸出手，枯瘦的手指在空气中停了一下，然后准确地落在妻子紧握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莫慌。”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平稳，甚至有些干涩。
那镇定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东西，像老房子的地基，埋得深，扎得稳，任地面怎么摇晃，底下那部分纹丝不动。
流求抬起脸，小声问：“爸爸，日本人会杀我们吗？”
陈寅恪看着她，左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摇摇头，声音放软了些：“不会。好好坐着，别出声。”
话是这么说，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只是不能让妻女看见他慌。他是这个家的柱子，柱子不能晃。
楼下的声音已经到了二楼。就在他们正下方那户。砸门声更重了，有个男人用生硬的广东话喊：“开门！皇军检查！”
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声，还有耳光声——清脆响亮。然后是什么重物倒地的闷响。
唐筼浑身一颤。美延“哇”地哭出声，又赶紧自己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小彭往母亲怀里缩了缩，流求抓住母亲衣角的手，指节都白了。
陈寅恪放在膝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脸，想起北平沦陷时那些汉奸的嘴脸，想起南逃路上丢失的书稿。半生心血，付之一炬。如今，一家人困在这斗室，刺刀就在门外。
他不能死在这里。不是怕死，是不能这样死。他还有太多事没做完，太多书没写完。三个女儿还这么小。
脚步声上了三楼。
咚。咚。咚。
皮靴踩在木楼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神经上。脚步声在他们门口停住了。
房间里死一般静。连美延都不敢哭了，只是瞪大眼睛，看着那扇门。
门是普通的木门，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门闩是铁的，已经锈了。
唐筼闭上眼睛，把孩子们的头按在怀里。她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陈寅恪的脊背，几不可察地绷直了。他慢慢从藤椅上站起来，毯子滑落到地上。他站稳，整理了一下长衫下摆，动作很慢，很仔细。
然后他转过身，面朝房门。
第二章 陈家的根
陈寅恪的根，扎在湖南长沙一个叫“散原精舍”的深宅大院里。
那是一八九零年夏天，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陈宝箴正任湖北按察使，不久就升了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早已是名动天下的诗人，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那样的家庭，连空气都带着墨香和忧患。
陈寅恪开蒙极早。不是在学堂，是在自家宅邸的“思益学堂”。教他的，除了父亲请来的名儒，更多时候是父亲本人。
陈三立教儿子，和当时私塾的先生不一样。他不强求儿子们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常常是父子对坐，一盏清茶，一卷书，从午后讲到黄昏。
“鹤寿，”父亲叫他的字，指着《后汉书》里一段，“范晔这里说光武中兴，和前头史书记的有点出入，你怎么看？”
年幼的陈寅恪有点紧张，抿了抿嘴，小声说：“父亲，儿子觉得，范蔚宗是南朝人，离汉朝已经远了，他说的也许是听来的传闻，不一定全是当时实情。看《东观汉记》剩下的部分，好像更实在些……”
陈三立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眼里却有一丝很淡的赞许。“嗯。读书贵在得间，贵在有疑。朱子的注解当然好，但全信书，不如没书。字是死的，理是活的。”
他放下书卷，看着儿子：“你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将来做官，捞功名。读书是为了明理。理明了，心就正。心正了，往后不管遇到顺境逆境，富贵贫贱，哪怕家国大变，你的身子骨都不会轻易垮，你的魂，都能立得住。”
这番话，像一颗种子，落在陈寅恪心里。那时他未必全懂，但“立得住”三个字，沉甸甸的。
除了经史，陈家的书房里，还有别处少见的东西：地球仪、算术入门、浅近的格物书，还有英文读本。那时候风气刚开，多数世家还觉得西学是“奇技淫巧”。陈三立不这么看。
他找来一位懂英文的先生，给孩子们开课。从二十六个字母教起。
“爹，学这个有啥用？”一次课后，陈寅恪问。
陈三立摸了摸他的头：“学问这东西，像百川归海，分什么东西？西洋那些国家，船坚炮利背后，也有制度文章值得看。他们的文字，就是钥匙。多一把钥匙，就能多开一扇门，多见一片天。有用的学问，都该学。”
一九零二年春，湘江码头。晨雾还没散尽，江水浑黄。十二岁的陈寅恪穿着一身稍显宽大的新棉袍，站在大哥陈衡恪身边。父亲陈三立没有多送，只站在马车边，点了点头。
“跟着大哥，听先生的话。身子要紧，学问其次。”父亲的话简单。
陈寅恪用力点头。他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也有些说不出的激动。他要去的地方，是日本，东京。
船在海上走，风浪大，船颠得厉害。陈寅恪吐了好几回，脸色蜡黄。陈衡恪照顾他，给他擦脸，喂水。“晕船，忍忍就惯了。到了那边，还有更多要忍的。”
果然。东京弘文学院的宿舍，又小又窄。吃的饭团带着腥味的鱼干，菜很少。语言是最大的难关。日文课先生极严，每天天不亮，全体学生就得在走廊排成一排，大声念课文。
陈寅恪的湖南口音，混在拗口的日语假名里，显得特别别扭。
同屋的日本学生，一个叫松本的，忍不住笑出声。“陈君，你的发音，像在唱我们家乡的民谣。”
周围几个日本学生也跟着低笑。陈寅恪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他没争辩，只是抿紧嘴唇，把课本攥得更紧。
从此，别人休息玩耍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他有个小本子，上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抄着假名和汉字对照。他对着宿舍里一块破镜子，反复练习口型，舌头该顶哪儿，嘴唇该怎么圆。有时下午，他溜出校门，蹲在街角，听小贩吆喝，听主妇闲聊，然后嘴唇无声地动，默默学。
夜里，他蒙着被子，打着小电筒，一遍遍背文法。大哥来看他，见他眼睛熬得通红，劝他歇歇。
“大哥，我听不懂，说不出，就像聋子哑巴。”少年脸上有股倔劲，“我不能一直当聋子哑巴。”
几个月后的日文课上，先生讲解一段日本近代史材料，提到一个关键地方，环视教室：“这里各位有什么看法？”
教室里一片安静。日本学生也低头不语。先生微微摇头。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不高，但清晰，流畅，是标准的东京官话，还带点文雅的旧江户腔。
“先生，学生以为，这里如果参照《大日本史》‘国郡司’相关记载，结合当时太政官牒令格式，或许能更清楚其职权变化脉络……”
说话的是陈寅恪。他站起来，身板挺直，目光平静。一段分析，引证清楚，条理分明。
满堂寂静。所有眼睛都盯在他身上。先前笑过他的松本，嘴巴微微张着，像不认识这个中国同学。先生也愣了，随即眼里露出惊讶和赞赏。
“很好。陈生，请坐。你的见解，很有价值。”
从那天起，再没人因口音笑话陈寅恪。他们看他的眼神里，多了探究和尊重。这个沉默的中国少年，用最笨也最扎实的法子，凿开了第一道墙。
日本的学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脚气病中断了。陈寅恪双腿肿得厉害，疼得受不了，只好辍学回国。病好后，那份对广阔世界的渴望却更烫人了。家学底子打牢了，东洋的窗口也推开了，他想看更远的风景。
第三章 欧陆求索
一九一零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这次，目标在欧洲。
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往后十几年，他的脚印留在了欧陆各个学术重镇。他没有固定专业，也没去拿任何一个博士学位。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留学生里，都算异类。
同在柏林的一位中国留学生问过他：“寅恪兄，你修了这么多课，梵文、巴利文、中亚古语……费时费力，却不见你写文章拿学位，图啥？”
陈寅恪正在翻一卷婆罗谜文写本残片，闻言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学位？就一张纸。学问像挖井，要找最深的泉眼，喝最本源的水。别人转述、翻译、解释过的，好比用别人的碗喝水，总隔一层，味儿也不对。”
他指着手里破旧的贝叶：“比如这佛经，汉译当然好，但要真正明白里头微妙的意思，非得追到梵文原典，甚至更古老的源头不可。文字是船，能载你到对岸。多造几艘不同的船，你就能去更多地方。”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柏林，他跟着东方语文学大家，一头扎进佶屈聱牙的梵文、巴利文世界；在巴黎，他和顶尖汉学家辩论吐火罗文对中古汉语音韵的影响。听说维也纳藏了部西夏文佛典，关乎中古佛教东传的关键，他就想办法去学那早已消亡的文字片段。
他的语言天赋和毅力让人吃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藏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加上英、法、德、俄、日，他掌握或精研的语言文字，超过二十种。这让他能像穿梭在不同房间的主人，直接敲开人类文明诸多宝库的原装大门，不用透过翻译这层有时模糊的玻璃去看。
他曾对朋友感慨：“做学问得‘预流’。啥叫‘预流’？就是要站在学术最新、最本的源头，用第一手材料说话。吃别人嚼过的馍，终究没味儿，也尝不到粮食本来的香。”
一九二五年，北京，清华园。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正紧锣密鼓筹备。主任吴宓手里的导师名单，引起了不小争议。
名单上有四个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前三位，都是名震四海、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只有最后这位陈寅恪，才三十六岁，没博士头衔，没大部头专著，只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精深却未必有多少人知道的论文。
“雨僧兄，这位陈先生……资历是不是有点单薄？”有人委婉地问。
吴宓推了推眼镜，语气斩钉截铁，只说了一句话：“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三百年来，就他一个。我能请到他，是清华的福气。”
开学那天，清华园古月堂。学生们挤满了教室，好奇地等着这位传奇人物。门开了，一个清瘦的身影走进来。一身半旧的藏青长衫，黑布鞋，腋下夹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他走路步子不大，但稳，目光平和地扫过课堂。
没有客套，没有开场白。他打开包袱，里头是几本线装书和零散的手抄卡片。他开口，声音不高，有点沙哑，讲的是一门专深冷僻的课。
但他一开口，整个教室就静了。他不照本宣科，不重复陈说，直接从某个具体而微的史料疑点切进去，引证的材料，常常是学生们从没听过的域外残卷、碑铭或出土文书。他一条条分析，一层层推，把一段尘封的历史，像剥笋一样，清晰地摊开来。
一堂课下来，满座鸦雀无声，接着是低低的、压不住的惊叹。没多久，“陈寅恪”三个字就在清华园，乃至整个北平学界，成了传奇。他的课，永远人挤人。不光是国学院学生，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甚至北平其他大学的教授、研究员，都常常挤在窗外、门边，大气不敢出地听。
一位当年的学生很多年后回忆：“听陈先生讲课，开头像掉进云雾里，因为他讲的很多材料、语言，我们根本没见过。但他慢慢讲下来，那云雾就散了，眼前一下子亮了，好像亲眼看见古人在那儿说话、做事。他从不强调结论，只摆材料，讲方法，引着你自己去想。那种动脑子的乐趣和震撼，一辈子忘不了。”
学界私下传一句话：“陈先生是教授里的教授。”他的博通和精深，得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这些大师的极力推崇。梁启超甚至公开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加起来，恐怕不如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第四章 山河破碎
宁静的书斋岁月，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被卢沟桥的炮声彻底打碎。北平沦陷，山河变色。
消息传到陈宅时，陈寅恪的父亲，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陈三立老人，正病在床上。老人一生硬骨头，甲午战争后就不想做官了，以诗书自娱，但家国情怀从没少过。听说国都丢了，老人又悲又愤，不吃药，不吃饭。
陈寅恪守在父亲床前，握着父亲枯瘦的手，心里像刀割。
“父亲，您多少喝点粥……”他声音发哽。
陈三立闭着眼，摇摇头，气息很弱，却清楚地说出几个字：“我……生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鬼。不见神州恢复，有什么脸见祖宗……”
五天后，一代诗宗，绝食殉国。
父亲的死，对陈寅恪是致命的打击。悲痛、自责、国仇家恨，搅在一起，冲撞着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不久，他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诊断是视网膜脱落。因为战乱得不到及时治疗，这只眼睛很快瞎了，陷入永远的黑暗。
北平在日军控制下，渐渐恢复了一种扭曲的“秩序”。日本人知道陈寅恪在学术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几次派人来游说。一次，一个挂着“文化顾问”名头的日本人上门，态度恭敬。
“陈先生，鄙人久仰大名。帝国非常尊重您这样的学者。您的眼疾，我们可以安排最好的德国医生，用最好的药。生活上，一切供应都没问题。甚至，如果您愿意出面主持一些文化事务，地位、待遇，都好商量……”
陈寅恪坐在书房里，那只完好的左眼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沉默了很久。来人以为他心动了。
终于，他转过头，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我的眼睛，瞎了是命。用了日本人的药，我的脊梁骨就断了。请回吧。”
拒绝得一点余地没有。他知道，北平不能待了。他必须走，带着家人，离开这片沦陷的土地。
南逃的路，又长又苦。从北平到天津，挤上南下的火车，经徐州、郑州，到长沙。长沙也不安稳，继续往西，过桂林，到云南蒙自，最后落在昆明。西南联大给了他一个教职，勉强糊口。
颠沛流离中，最让他痛彻心扉的，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学术生命的损毁。他随身带的几十箱书、笔记、手稿，在辗转途中，一次次损失。尤其在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时，一批寄托了朋友的珍贵藏书和他自己的大量手稿，因为交通断了，不得不存在当地，后来全毁在战火里。
那是他半生心血，无数个日夜苦读、思考、抄录、笺证的结晶。许多没来得及成文的创见，没来得及深究的线索，都随着那些纸化为灰烬。
知道消息那晚，他在昆明简陋的宿舍里，一个人坐到天亮。唐筼起来，看见丈夫一动不动坐在黑暗里，肩背弯着，好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他没哭，只是后来给朋友的信里，用毛笔颤巍巍地写下：“一生心血，数百万字，一下子全没了。这种痛，怎么形容！”
一九四零年，在朋友帮忙下，陈寅恪带着家眷几经周折到了香港。这里暂时还没被战火直接烧到，许多文化界人士在这儿避难。他受聘于香港大学，当客座教授，主讲隋唐史。
太子道这栋三层旧楼，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个稳定的屋顶。唐筼尽力把屋子收拾干净，孩子们也暂时能安心读书。陈寅恪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好，仅存的左眼也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视力越来越差。但他坚持备课、上课，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放大镜艰难地看有限的书。
日子清苦，但平静。这平静，像暴风雨前短暂的闷热，让人不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十八天的抵抗，在绝对的军力差距面前，显得悲壮而无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消息像瘟疫一样传开，恐慌扼住了每个人的喉咙。日军开始分区占领、清查。太子道一带，属于较早被控制的区域。
陈寅恪一家，被困在了三楼。
第五章 刺刀逼近的时刻
“砰！”
木门剧烈震颤，灰尘簌簌落下。老旧的合页发出刺耳的呻吟。
紧接着是更猛的撞击，夹杂着听不懂的、粗暴的日语吼叫。那声音又急又凶，像野兽在嚎。
“砰！砰！”
门闩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木头裂开的细微脆响清晰可闻。
唐筼猛地闭上眼睛，把孩子们的头按在怀里。她能感觉到三个女儿都在发抖，美延的抽泣压抑在喉咙里，变成断断续续的呜咽。她自己的手冰凉，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脑子里闪过无数可怕的画面——刺刀、鲜血、丈夫倒下的身影。她不敢想，又控制不住地想。
陈寅恪的脊背，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他依旧站着，面对着门。那只完好的左眼死死盯着门板，目光像是要穿透木板，看清外面的人。失明的右眼空洞地对着前方，反而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很轻，很慢。他必须稳住，这个家现在靠他撑着。
“哐当——！”
老旧的木门终于被踹开，门板狠狠撞在墙上，又弹回来。四五个日本兵涌了进来。他们戴着战斗帽，穿着土黄色军装，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刺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森森的光。浓重的汗味、硝烟味和一种蛮横的气息瞬间灌满了狭小的房间。
为首的像是个军曹，个子不高，很精悍，嘴上叼着半截烟。他眯着眼，扫视屋里，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每一样东西，最后落在角落里的母女身上。他嘴角扯了一下，然后用生硬古怪的中文吼道：“金子！钞票！值钱的东西！统统交出来！”
士兵们立刻像饿狼一样扑向屋里的箱柜。抽屉被粗暴地拉出来，里面的东西哗啦倒在地上；箱子被刺刀撬开，衣物被胡乱翻捡、抛甩；书架被推倒，不多的书籍散落一地，有的被军靴毫不留情地踩踏过去。一个士兵拿起桌上一个白瓷茶杯看了看，似乎嫌不值钱，随手一甩，“啪”地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碎片四溅。
唐筼浑身一颤。美延吓得“哇”一声哭出来，又赶紧自己捂住嘴，小脸憋得通红。小彭把整张脸埋在母亲腰间，流求咬着嘴唇，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那些士兵。
陈寅恪的手指在长衫下微微蜷起。他看着那些书被践踏，心里像被针扎。那些是他仅剩的，从北平、从昆明一路带过来的。每一本都像他的命。
一个年轻的士兵注意到了角落里的母女。他脸上露出一种混杂着好奇和轻佻的神色，端着枪，一步步朝床边走来，刺刀尖微微下指，在昏暗的光里晃着寒光。
“花姑娘……”他嘴里咕哝着，是生硬的中文，带着下流的腔调。他伸出手，粗糙的手指，朝着流求的脸摸过去。
“啊——！”唐筼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用身体死死挡住女儿，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要！求求你们！不要碰孩子！”
那士兵似乎被她的反应激起了某种兴致，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他的手没停，继续往前伸，眼看就要碰到唐筼的手臂。
就在那只手离唐筼只有几寸远的瞬间——
“止まれ！（住手！）”
一声断喝，像沉闷房间里炸开的惊雷。声音不高，却极其清晰、稳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命令的威严。更让所有日本兵瞬间僵住的是，这声音用的是纯正的、无可挑剔的东京口音日语，甚至带着旧时文雅的腔调，像他们国内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才会用的语气。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翻箱倒柜的士兵，伸向唐筼的年轻士兵，包括那个叼着烟的军曹，全都愕然地转过头，望向声音的来源。
陈寅恪已经从屋子中央往前走了两步，完全挡在了妻女与日本兵之间。他身形清癯，长衫空荡，站在那里，却像一棵风骨嶙峋的老松，根系深扎。他微微侧着头，那只完好的左眼，目光如冷电，直射向那个军曹。失明的右眼，空洞地对着前方，反而增添了一种莫测的压迫感。
他开口，语速不快，但每个音节都咬得极准，是标准的东京知识阶层用语：
“帝国军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行いを恥じないのか。（作为帝国军人，行如此之事，不觉羞耻吗？）”
军曹嘴里的烟差点掉下来。他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看起来病弱不堪的中国老人。老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一种深沉的、冰冷的怒意。
陈寅恪不等他回答，继续用那种冰冷而锋利的语调说道，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回荡：
“無辜の民家に乱入し、婦女子を脅し、器物を破壊し、略奪を働く。これが、あなたがたの言う『武士道』か？これが『皇軍』の軍紀か？（闯入无辜民宅，胁迫妇孺，毁坏器物，行抢劫之事。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武士道’？这就是‘皇军’的军纪？）”
士兵们面面相觑，有些无措地看向军曹。那年轻的士兵早已缩回了手，讪讪地退后半步，脸上那点轻佻变成了茫然和一丝不安。他们在中国战场上横行惯了，抢掠、恐吓是家常便饭，何曾遇到过日语说得比他们长官还地道、气势比他们长官还凛然、直接质问他们“武士道”和“军纪”的中国人？这老人是谁？
军曹的脸色变了又变。他掐灭了烟头，喉结滚动了一下。眼前这个老人的气势、语言、乃至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学识与威严，都让他本能地感到不安和一丝恐惧。这绝不是普通百姓，甚至不是一般的中国学者。他在国内见过一些有地位的老学者，就是这种气度。
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胸，想维持住皇军的威严，但语气已不自觉地弱了三分，也用日语问道，带着试探：“あなたは……どなたですか？（您……是哪位？）”
陈寅恪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向前又逼近半步，目光如刀，语速加快，压迫感更强：“お前たちは、どの部隊の者だ？上官は誰だ？このような無法な行動は、上官の命令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长官是谁？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是你们长官的命令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直指要害，带着居高临下的审问意味。军曹的额头沁出了细汗。他开始确信，自己可能闯了大祸，惹到了绝对不能惹的人。对方的气度，像极了他在国内见过的那些退休的将军或高官，甚至更……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和孩子们极力压抑的抽泣。
就在军曹进退维谷，手不自觉按在枪套上，犹豫着是该继续强硬还是赶紧道歉撤走时，一直站在他侧后方、一个比较沉默的年轻军官，身体忽然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这个年轻军官从一开始进来就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目光在屋内逡巡，此刻，他的眼睛死死盯住陈寅恪的脸，瞳孔骤然放大，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疑惑、到仔细辨认后的震惊、再到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敬和难以置信，急剧变化。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他猛地推开身前的士兵，两步跨到陈寅恪面前，动作快得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在所有人惊愕、茫然、不知所措的注视下，这个刚才还面目冷硬、一言不发的日本军官，“啪”地一声，双脚并拢，立正站得笔直，身体绷得像一根弦。然后，他将手中的步枪迅速收到身侧，对着陈寅恪，深深地、标准地、几乎是九十度地鞠下躬去，头深深地低下，停留了好几秒。
房间里一片死寂。
军曹和其他士兵完全懵了，看看深深鞠躬、姿态恭敬到极点的年轻军官，又看看依旧面无表情、但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的陈寅恪，全都僵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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