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5日，“《上海书评》2025年度衡鉴”在澎湃新闻举办。活动最后，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上海书评》创办人陆灏、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陈恒、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袁筱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十位学人，共同从一百本2025年初版新书中选出十种推荐书。结果如下：
1. 《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李零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2. 《战俘日记：1940-1945》，[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曹天羽、吴子枫译，北京出版社
3. 《大明最后的使臣》，苗子兮著，新星出版社·读库
4. 《剑桥俄国史》三卷，[英]莫琳·佩里等主编，杨成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5. 《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胡岳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6. 《杜诗三百首》，江弱水评注，中华书局
7. 《命运之城》，[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8. 《超人类主义：改造人类状况：历史、哲学与现状》，[意]罗贝托·曼佐科著，杨柳译，商务印书馆
9. 《忠臣之变》，吴铮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0. 《要有光》，梁鸿著，中信出版集团·先见
得票较多的还有：《司马光全集》《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故宫掌门人》《神学大全》《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陈寅恪四书:〈馀生流转〉〈古调犹弹〉〈世外文章〉〈尔尔区区〉》《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制造误诊：未被好好对待的女性身体》《在记忆与悼念之场：欧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上海书评》2025年度衡鉴。拍摄、视频编辑：杨小舟(03:39)
活动现场
一百种2025出版的新书
以下是活动现场实录，由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整理。
杨健
杨健（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澎湃新闻党委书记）：今天是老朋友聚会，也是我们首次正式举办年度好书推荐会。澎湃新闻今年正在推进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深耕时政与思想，始终是我们作为主流媒体的职责与担当。我们期望将《上海书评》这一品牌栏目推向新的高度。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已经成为日常。过度碎片化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体认知结构，甚至导致认知的非理性与片面，所谓的“信息茧房”便由此产生。正因如此，我们倍加珍视书籍的力量。在互联网浪潮中，坚持系统性地深读一本好书，对于重塑一个人的理性认知，涵养审美意趣与逻辑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今天现场书籍琳琅满目，非常期待聆听各位老师分享真知灼见。
陈尚君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我推荐了三部书。第一种是《司马光全集》，这套书陆陆续续出了七八年，今年终于出齐。我很佩服司马光：一个高官退下来之后，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做一部“大书”。我始终觉得，司马光是一个有现代学术意识的历史学家。名义上，他是为皇帝提供治国借鉴，实际上，他也追究每一个细节——事情发生在哪一天，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些对皇帝的借鉴意义不大，但他抠得很细。我一直以司马光为典范。但这套书太专业，不属于大众阅读的层面。
另外我提了章宏伟的《故宫掌门人》。我觉得在当下“南博事件”的背景下，这本书有特殊的意义。它给我的感受是：我们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奇迹。清廷迁出紫禁城之后，故宫历经风雨。冯玉祥、鹿钟麟的部队曾在紫禁城边上驻军一年多，当时的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是袁世凯麾下“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冯玉祥曾来找他要钥匙，他的答复是：你要可以拿走，但拿走就要负全部责任。冯玉祥也没敢拿。这本书让我们真切感到什么是天佑中国文物。从北洋军阀混战，到故宫文物南迁——一件都没有丢。《故宫掌门人》叙述到1949年为止，写了七任掌门人如何克尽责守，它也可以和吴真的《暗斗》联系起来读，两本书讲的都是战乱年代围绕文物展开的故事。当然，前者最重要的篇幅是写马衡。马衡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做故宫博物院院长，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前后近二十年，非常不容易。
最后一本我提名的是吴铮强的《忠臣之变》。这本书主要解读了孙抃的《旌忠之碑》，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揭示了寇准其实出身于一个外戚之家，这是我们过去不太知道的。把各种关系梳理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在真宗时期，所谓忠奸之辨其实很难说明白。寇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基本上是戴着“奸臣”的帽子去世的。但到了仁宗朝，随着对刘太后的揭露逐渐展开，加上寇准当年在仁宗继位的过程中所起的维护作用，他的整体评价突然翻转。这时候，寇准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我现在的立场是，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忠臣”或“奸臣”之分，这类标签更多是个人在仕宦过程中的偶然成败、时势推移与立场转换叠加起来的结果，因此很难对忠奸简单下定论。
这一年下来，我日常是会买书的，大多是见到实物后买，偶尔在网上下单。今年在网上大概买了五六本。昨天下了一单，是做唐代医药研究的陈昊的书。他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以前甚至不知道他二十多岁时就在《唐研究》上发表过文章。
这一年我也读了各种各样稀奇的书，和我的专业区隔得非常清楚。《上海书评》的书单里我买过朱亦灵的《覆巢之下》，它和周绚隆的《易代》可以当作姊妹篇来读。我借用陆灏讲过的一句话：乱世之间，还是“上海小男人”站了出来。《易代》主要写侯峒曾，《覆巢之下》主要写侯岐曾。从侯岐曾的日记看，世乱之中，他一心只想保住家族和性命，日记里充满了委屈与退让；但是等到陈子龙的事情爆发，家族受到牵连之后，这个“上海小男人”突然发狠，几乎一瞬间性格大变，随之走向被杀的结局。
还有一些书不在这里，我也读了，觉得非常好：比如上海译文的《罗斯福时代》。这套书牵涉到一个大问题：战后八十年的国际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另外还有杨斌的《江南以南》，写严州的历代史，特别是清代到近代以来的变化。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是，呈现了江南下层社会里家庭和婚姻关系的一片混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我今年看了《洪亮吉》，以及美国学者傅佛果写的《内藤湖南》。从美国人的立场看，内藤湖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能简单理解为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学者的立场，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确有深刻的一面。
李天纲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我先讲我推荐的三种书。第一种推荐的是《神学大全》。过去我一直读的是繁体字电子版。以前我们中世纪的哲学很难讲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阿奎那。当然，大陆此前也并非没有《神学大全》的译本：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原来的系主任段德智曾组织过翻译，但那一版是从英文转译的。今年引进的这个新译本是从拉丁文原文直译，许多译者投入了许多年时间，可以取代此前的英文转译本。上海三联编辑的编校工作也做得很认真，我觉得这是今年出版界一件颇为隆重的事。
第二种我想到的是《超人类主义》。我觉得它探讨的问题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更深入，同时也保留了赫拉利式的想象力。这类书未来大概率还会出一大批。
此外我觉得《郭实猎与“开放中国”》挺不错，它原本是我们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的学生李骛哲的博士论文。郭实猎这个人很重要，虽然他是德国人，但他在鸦片战争的发生、发展以及之后的延续影响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上海后来之所以获得那样的地位，我认为也与他有关。1833年他进来做调查，从长江口一路进入黄浦江，看到上海港后，判断其规模将不亚于当时的第一大港伦敦港，并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引起英国议会的重视；到五口通商时，上海因此被加了进去。以往研究多比较零散，这本书的讨论更全面。郭实猎还翻译《圣经》，也创办报纸，他的笔名叫“爱汉者”。
另外我读过张求会的《陈寅恪四书》。他的文字很温和，也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这种研究态度我很欣赏，不是民科，但又是出于爱好。《四书》里既有传记写作、交往史，也有文献考证与学术评论，张求会花了二十多年来做这件事。他显然是有志于把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的陈寅恪研究再往前推进一步。我觉得这四本书确实做到了。
陈尚君：天纲编的《马相伯年谱长编》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书，写作难度很高，花了十几年时间。马相伯确立了复旦大学的建校原则，概括成三句话：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最后一点尤其难得——他本人是耶稣会出身。
孙甘露
孙甘露（上海作协主席）：我想找我来参加，大概是希望我对这份书单里的文学书提一点建议。我看到略萨生前最后一本书《献给您最后的沉默》也在其中。那年彭伦他们请他来做活动，我们见面时他还对我说，你很年轻啊。现在当然已经不年轻了。
就文学部分而言，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一位作家，或者说，作品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被译成中文，却没有像其他外国作家那样得到相称的重视的，是安吉拉·卡特。我觉得她的风格非常独特，和我们以往读到的、被翻译引进的那些作家都很不一样。她应该被放在更显眼的位置，被更多人读到。盛韵应该认同吧？另外几本我觉得挺有意思：包括前几个月出版的刘亮程的《长命》，我刚看到王德威专门写了一篇书评；还有穆旦的传记。书单里也选了韩国的韩江，她当然也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但同样作为女作家，从文学的丰富性与可供学习的维度来说，我还是觉得安吉拉·卡特更值得我们观察和阅读。此外，特雷弗的短篇也非常棒。
我个人也推荐了几本。一本是梁鸿的《要有光》。这是报告文学，写当下学生的升学处境与心理问题，实际上牵连到学校教育、青少年成长、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代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呈现了社会对青少年教育施加的种种压力。这类调查写作很容易情绪化，但我觉得她写得很克制：问题都触及了，不少微妙之处也没有回避。
还有一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范景中先生的《艺术与文明》。这个系列最近出了套装。我最早读到范先生的书，是他翻译的一些研究性著作，比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我觉得他新出的这三卷专著，对图像学、风格学，以及作品与时代关系的梳理都非常有启发性，能帮助我们在观看具体作品时建立起更开阔的视野与背景脉络。
至于阅读碎片化的问题，我想起日本有位艺术家讲过：一个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最好显得有一点老派。“老派”在我理解，是一种“落伍”——稍微站在后面些，不必总赶在最前面。哪怕做一点旧的、看上去有些过时的事情，我反而觉得，这可能正是与时代形成一种恰当关系的方法。
陆灏
陆灏（《上海书评》创办人）：我本来是《上海书评》的主人，现在被当客人对待，反倒显得见外了。自从退休以后，我就不大关心书市的行情。这次把目录拿给我看，很惭愧，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书我之前都没看过，完全落伍了。如果按照甘露刚才讲的，落伍是一件比较好的事，那我大概已经做到了。我看这份书单里大部分书比较“重”，现在《上海书评》的评论也是这样，评的书偏学术。我现在的阅读反而轻松一些，所以我推荐了三本相对轻松的书。一本是江弱水评注的《杜诗三百首》。我经广东的刘铮推荐后知道这本书，他读书极多，对这本书评价非常高；扬之水也推荐过。杜诗的量太大，历代注释特别多，选本也不少，江弱水的评注既跳出了冗长的考据与史实纠缠，又不是套路化的唐诗鉴赏，我觉得很适合爱好者读。
另外一本是姜德明的《旧书是美丽的》。这其实不是新书，但这次由陈子善先生他们重新编过。一直以来，除了学术和思想之外，关于书本身——旧书、买书、书话——也是《上海书评》比较看重的一个板块。还有一本是扬之水的《金银器的春秋》。这是她的书里面比较好读的一本。我非常高兴今天又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上海书评》，多写点稿，提点意见。
陈恒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我感觉《上海书评》真是上海的一张名片，这么多人给你们写过书评。很抱歉今年我一篇也没写，明年得补上，我已经想好了，写一本古典学相关的书——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意大利著名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的学生奥斯温·莫里（Oswyn Murray）写的《历史的缪斯》（The Muse of History: The Ancient Greek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这本书可以视作对西方古典学传统的一次反思。
这份书单里都是好书，尤其译著不少。我一直觉得，商务印书馆在世界出版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商务的生意这么好，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对接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你看无论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大学出版社的主业基本都不做译书。未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学术力量变强，这个格局可能会慢慢改变。我给上海三联做过一套《剑桥世界史》，七卷九册。我统计过作者队伍，将近百分之十五是华人，而且基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世界成长起来的华人学者，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眼下中外之间的学术不对等依然存在：我们译介的书数量还是十分可观，这也说明我们与国外学术界、出版界仍有落差。但变化确实已经发生。
比如我推荐的福建师大王晓德教授的《想象的异域：启蒙运动时期“美洲退化论”研究》就是一例。我觉得中国学者能写出这样一本书非常不容易，尤其在“区域国别”成为热潮的背景下。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是抓住“美洲退化论”这个关键问题，对十八世纪西方中心论如何看待非西方世界提出了不同的辨析，而且与欧美学者的处理路径也不太一样。如果放在一个更公平的学术环境里，就这个主题，欧洲学者大概也就写到这个水平；但我们的学术作品在欧美学界总体上仍处于边缘，甚至某种失语的状态。也许再过些年，中国学术会更上一个台阶。
另外我还注意到书单里有格林菲尔德的《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我特别高兴——虽然这本不是我推荐的。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三部曲”都是我引进的，最早那本《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我邀请了刘北成组织翻译。我一直觉得格林菲尔德是个很有个性，也很有代表性的学者。这本《心智》把精神分裂、抑郁等问题放到整个西方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提供了一条非常独特的思想史路径。
毛尖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其实我刚进来时还有点感动，因为现在很少有媒体还能看到传承。我和《上海书评》的关系很深：陆灏当年创办这份副刊，我就加入撰稿行列，可以说，我自己的写作也是陆灏培养的。今天媒体迭代得那么快，还能在《上海书评》看到几代人坐在一起，让我觉得这世界还有一点稳定的东西存在，这挺不容易。
回到今天的书目，原来的框架已经非常好，我只补充了一两本。书单里有好几部大书我没读过，没法议论。我自己比较有把握的是电影类，这部分我都看过。我会推荐《迷离劫》，它不仅是大卫·波德维尔的最后一本著作，也是他写得非常好的一本。
小说类的我也读得比较多。很遗憾，刘震云的《咸的玩笑》我还没看，不敢推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前面孙老师也提到过的特雷弗短篇集《被困住的人》。特雷弗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他的短篇里总会出现那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细节，给人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当然，安吉拉·卡特也确实很好，尤其是在女性主义领域的发声非常有力。但就写作来说，我还是更偏向“爱尔兰的契诃夫”，坦白说，我觉得他比韩江这一类作家要好很多。
非虚构方面，我会推荐琼·狄迪恩的《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这本书非常扎实、厚重，也确实写得很好。理论类，我推荐阿尔都塞的《战俘日记》。它当然是理论，但同时非常好看，刷新了我对理论阅读的印象，吴子枫的翻译也称得上译界良心。
另外我注意到，这次书目里有不少中国选题。或许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们很容易从书单里梳理出一个“我们的中国”序列：比如巫鸿的《中国绘画》系列，李零的《投龙》，还有《把脉》《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这类作品。相比之下，我觉得李零的《投龙》尤其可圈可点。还有一些AI研究相关的书——我觉得刘禾的《弗洛伊德机器人》可以竞争一下。
郑戈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我拿到书单时，本来没打算再补充推荐，因为我想提的几本书都已经在里面了。我首推《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中国发展太快，几乎是从前现代一路跃进到后现代。相比之下，美国近百年来经历了一种相对缓慢的代际变化。《六世同堂》写的是美国，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尤其是生育率下降这一类问题。作为一部社会史著作，它既有知识量，也不乏精彩有趣的故事。
另外我还想推荐《命若朝霜》，一本讨论《红楼梦》的书。作者柯岚是我在北大的师妹——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从法学界转行到红学界了。解读《红楼梦》的书非常多，但把《红楼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史料线索的文本来读，却不常见。陈寅恪先生曾开过这样的先例，从元白诗里读唐史，这本书多少有点类似的意思。它把《红楼梦》放回清代社会史的语境里：围绕十二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的命运背后，其实都牵连到清律中的具体问题。像秦可卿，就可能涉及刑律层面的议题，例如乱伦。
由于当时书单的面貌比较偏重人文，我也被期待能补充推荐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我此前在北京和香港待过较长时间，十几年前到上海后的第一印象是：上海的人文积淀非常深厚，相比之下，社会科学似乎未必同样兴盛。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我就推荐了一本桑本谦的《不一样的答案》。它是一部法律方面的著作，但与传统法学写法不同之处在于：它引入了许多外部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比如他谈到一个话题：为什么噪声能让信号传得更远？由此引出“容错机制”“冗余设计”等概念，这些在当下人工智能领域也经常被讨论。他的大意是说，法律不宜设计得过于精确和严格，一定要为人类犯错保留余地。这本书以一个个具体问题为切口，把外部知识引入对法律规则的分析，读起来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与思考。
那么，在这样一个人们越来越依靠短视频获取信息的时代，阅读与书评的未来究竟如何？在我看来，阅读并不是为了获得所谓确定的知识。阅读本身是一种体验，它对人的心灵与人格，起着一种缓慢的塑造作用。但眼下，连我所教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愿意读书。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你不能说交大的学生不爱学习，他们当然非常爱学习。只是他们爱学习的方式，是读老师讲授的、他们认为与期末考试相关的内容。这种倾向其实由来已久，并不是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才发生的。更早些年，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就已明显感受到，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就不读书了，真正读过一点书的阶段，反而是在中学。上了大学，他们读的是所谓“阅读材料”——老师汇编好的论文之类，而不是主动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哪怕是小说。这样的现象在香港出现得更早，到今天，内地学生也大体如此。
前面我推荐的桑本谦那本书里谈到的噪声问题，其实与此也有关。你读一本书时，它提供的并不是所谓精确的知识，书里有铺垫，有岔路，有冗余，但恰恰是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流动，你慢慢获得的那些理解、趣味、判断力才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而这些，并不见得是用AI直接提炼出来的要点。因此在我看来，噪声和有用信息的结合，才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样子。同样，一部完整的书，哪怕包含噪声，它所带来的整体体验，才是对我们心灵真正有增益的部分。
袁筱一
袁筱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刚才毛尖的感受类似，我一进来就有一种隔世感。它突然把我带回二十年前：那时候大家是怎样满怀激情地投入阅读，也投入自己的写作。今天这些好像变成了很奢侈的事。这份书单列了一百本书，不管是出于工作任务，还是出于个人兴趣，我都读过一些。比如《大明最后的使臣》，把历史中的一个小人物放进大事件之中，写法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不久前我们与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对谈，她说自己一直想写一个关于译者的故事，我当时就想，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类似的题材。
虚构类里，我补了一本《赤土》，它带来的阅读经验与我以往熟悉的那一套不太一样。除此之外，我还推荐《制造误诊》。这本书站在相对科学的立场上，重新认识女性的身体，再回到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展开讨论，读起来不费力。当然这也是近年女性研究常见的做法。因为书单的整体框架比较厚重，所以我加的几本，刻意偏轻型一点。
我们或许正在离开那个读书的好时代。我同样感受到学生会读很多“文献”，但不太读“书”，也很少有人愿意系统地建构自己的阅读谱系或知识结构。如今我们在社会科学训练里，长期强调问题导向：阅读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或者为了写一篇文章。于是一个学生从读博士到毕业，这个过程中究竟读了多少书？其实很难说。当然，跟自己论文直接相关的，他们一定会读。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置身于科研考核体系之外了。这也不能全怪年轻人，一方面缺少这样的机会，一方面也不创造这样的欲望。再加上人工智能出现之后，人们越来越把写作与阅读当作一种语言经验，不再把它理解为与自己的生命直接相连的事——这反倒成了一个自然的现象。这就是目前的现实。但至少像今天这样的活动仍然能勾起读书的欲望。比如我眼前这本《伏尔泰与启蒙之战》，我还没读过，很想回去认真读一读。
仇鹿鸣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最近正好有同学要研究“九九消寒图”，我觉得这和今天的场景还挺接近，过去文人在冬季也常有这样的聚会。对我来说，这种氛围很温暖。在我推荐，也读过的书里，我个人比较有把握的是两种。一种是刚才好几位老师都提到过的《投龙》，这本书是我推荐进书单的。开个玩笑说，山川祭祀从秦代以来就可以算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物。这十多年因为国家的提倡，我们办了不少高水平展览。但老实说，大多数博物馆展览仍偏“精品展”：把历年出土最好的、最“亮闪闪”的东西集中陈列，但学术性有限。从专业立场讲，我们期待一个展览实现两件事：一方面推动学术研究，一方面向一般公众展示古人世界的某一个侧面是什么样子。西方很多展览配套的图录水准很高，不仅有文物本身的精良摄影，还有扎实的导读文章，往往还会配合学术会议；在这些方面，我们是相对欠缺的。而“投龙”这个展览，图录的水平非常高，把整条线索勾勒得很清晰。当然这是李零的看法：他认为“投龙”相关的仪式，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一些行为，比如把玉璧投于山水之间，又如在河边发现的某些青铜器及相应祭祀，也可能与此有关。现在比较明确是，到六朝时期，当“投龙”与道教结合之后，这个仪式成了道教的重要场合。后来西湖疏浚时发现了多枚投龙简，在绍兴一些地方也有发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这是我原先并不清楚的。这个展览还有一个贡献：一些投龙仪式所使用的器物，以往未必能作为文物被准确识别，通过这次展示与梳理，这条物的线索被有效地勾勒出来。就我近十年所接触的与我专业关联较大的展览而言，“投龙”在学术性与图录水准上，堪称最高的一次。
另外是一本原本就在书单里的《今日向长安》。现在很多人谈面向大众的非虚构写作，这本书就是用一种类似LP（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的形式，写唐代两京的种种故事：长安哪些地方值得去，有哪些重要景点可看，哪里治安不好……每一条都有非常具体的史料依据。能看出来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书里的不少细节连我自己以前也未必知道。我觉得它在通俗读物里属于非常有匠心的，能把关于唐代长安的许多新研究都融化进叙述之中。
另外两种我推荐的书，其实都在我自身专业之外，我并没有很大的把握，但仍觉得可以拿出来讲一讲。我想在这个场合，应该表彰一些重要的博士论文。很多学者一生中最好的著作就是博士论文；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博士论文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未来。我这里要提的，是英年早逝的学者胡岳峰的《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坦率说，对这部书本身，我没有什么能力下判断。但银钱比价波动，确实是清代经济史中一个极其细碎的大问题。明代中期之后，以银本位为中心的货币格局确立，银钱比价的起落成了普通人经济负担中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孔飞力分析“叫魂”事件的原因，最后也会归结到白银流入减少造成银钱比价变化，这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感，从而培养了“叫魂”之类事件蔓延的社会土壤。《上海书评》登过一篇谈《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的书评，我觉得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我自己买了这本书后也赞同一位同行老师的感叹：一篇博士论文，几乎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工作量。胡岳峰把各省的银钱比价逐一做了推算，工作量之惊人可想而知。
另一个我想提的是《剑桥俄国史》。当然对这套书我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前面几位老师谈到原创与翻译的关系，我想，假如我们仍愿意把阅读与出版视为一种启蒙的手段——当然这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态度会在今天遭遇很多批评——那一些能回应我们现状的著作的译介，依然很有意义。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苏俄传统有密切关联。最近两个月出差，我随身带的闲书是1977年内部出版的《俄国人》，作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驻苏联的记者。当年这本书是出于论战需要而被翻译引进的。阅读时我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比如教育对背诵的强调，中小学对纪律的强调，等等。顺便一说，我现在的阅读状态是读新书少，读旧书多。
关于阅读的未来这个主题，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层面关涉所谓的书业——作者、出版社、媒体、读者构成的一整套近代以来成型的商业运作体系，以及它背后多少带有精英色彩的文化意识，在现代社会还能不能维系下去？过去我们常有一种经验：很多书我读不懂，但我要努力读懂，以此证明自己“够格”。而今天的学生，恐怕越来越缺乏这样的意愿。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衰败，这很可能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与民粹的上升相互呼应。在这样的环境里，书业及其所依赖的价值会面临一系列挑战。
第二个层面，则是阅读作为一种习惯，还能维系多久？经常有学生问我：读书有什么方法？后来我找到一个比较狡猾的回答方式：如果你把读书视为一种娱乐，那还需要什么方法呢？很多人标榜自己喜欢旅游，却没有人会一本正经问“旅游需要什么方法”，旅游只需要偏好就够了。读书也一样，只要你喜欢读，消耗时间就可以。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学生群体中，阅读的萎缩已十分明显。我觉得这与整个基础教育取向的变化密切相关：现在中小学对“标准答案”的追求，比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强得多，尤其在语文教学里，甚至普遍要求背范文，供考试套用。一个更严峻的现象是，学生对“作弊”和“求助”，往往没有边界感和耻感。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学生拿着另一位老师布置的作业来问我“该看什么书”。我反问：你不觉得这相当于作弊吗？学生并没有这种感受。在他们看来，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完成。最近两年更麻烦的是，学生对阅读材料也开始失去兴趣，因为可以让AI替读。我曾受到一个冲击：学生课后问我，老师，能不能把你提供的阅读材料整理成一张思维导图？他追求的依然是“标准答案”。甚至还有学生把自己拿高分的课堂作业“转让”给下一届同学——阅读、笔记、试题竟都可以市场化。
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另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阅读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还是一种娱乐——我愿意去知道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事物；但现在，从中学开始，“业余”在消失，进入大学后，这一导向又与一切皆可交易的机制相互强化。于是，我们人文学科原来那套训练方式——让学生从阅读中慢慢建立感受与判断——正在遭遇相当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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