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维塔莱：知识主体的光辉|伊达·维塔莱|拉斐尔|罗西|胡安|迪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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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维塔莱：知识主体的光辉

作者： Katherine M. Hedeen, Víctor Rodríguez Núñez

中文译者：程显烨

《每个人在各自的夜晚：伊达·维塔莱诗选》

[乌拉圭] 伊达·维塔莱著

程显烨译

作家出版社

乌拉圭著名抒情女诗人伊迪亚·比拉里尼奥（Idea Vilariño）曾在其2001年所编撰的《拉丁美洲女诗人选》中抱怨说，长期以来，西语美洲的诗歌选集，即使是一些最全面的选集，完全忽视了女性写作，如胡安·古斯塔沃·科博·博尔达（Juan Gustavo Cobo Borda）于1985年出版的著名选集，该选集收录了七十余位诗人，其中却只有六位女性。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直到最近，西班牙语美洲，尤其是乌拉圭，才开始理解并欣赏伊达·维塔莱的精彩诗作，也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直至2018年才授予她（当时的她已达95岁高龄）最负盛名的文学荣誉——塞万提斯奖。然而，在过去的四十载里，女性的声音被纳入文学生涯的方方面面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有鉴于此，更令人惊讶的是，该地区的女性主义评论界对她的作品也一直保持缄默。那么，为什么维塔莱的诗歌才刚刚开始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呢？也许是因为她是一位女性，但她却并未以女性作家本该有的姿态书写。换言之，这位诗人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诗歌主体的构建，却反而质询并挑战了西语美洲当下和从前的“文学正典”。

维塔莱1923年11月2日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她在年轻时发现并开始阅读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之后，便走上了诗歌创作饿道路。她的第一首诗是一首十四行诗，1942年9月发表在《Hiperión》杂志上。同年，她开始在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学习，先主修法律，后转向人文学科，但一直没有毕业。她的教授兼文学启蒙人之一是西班牙作家何塞·贝尔加明（José Bergamín），他当时流亡在乌拉圭，他的教学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早期创作。在他的引导下，维塔莱重拾了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并阅读了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和西班牙散文家玛丽亚·桑布拉诺（María Zambrano）的作品。1948年，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胡安·拉蒙·希门尼斯（Juan Ramón Jiménez）到访蒙得维的亚时，将维塔莱的一些作品收录在他的《西语美洲诗歌简介》（Presentación de la poesía hispanoamericana）一书中，该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收录了两位乌拉圭诗人的作品：维塔莱和比拉里尼奥。同时，她与安赫尔·拉玛（Ángel Rama）、何塞·佩德罗·迪亚斯（José Pedro Díaz）、比拉里尼奥等人一起创办了文化期刊《Clinamen》（1947-1948年）。此外，她还于1949出版了《此份记忆的光》（La luz de esta memoria）一书，该书是她的首部作品。

一些评论家认为，维塔莱是她那一代人中“孤立而又特殊的人物”，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她隶属于被称为“批判一代”（Generación Crítica）（或称“39一代”、“40一代”或“45一代”）的文学运动团体，这不仅仅是出于时间上的考量。该团体创立并活跃于于1939年前后，曾一度被贴上“激进且反传统”的标签。这些作家创立并拥护一套全新的理念，其核心是文学创新。这导致他/她们与当时的官方文学彻底决裂，后者充满了修辞、循规蹈矩与纯粹矫饰性的风格。这一代的主要诗人包括维塔莱、比拉里尼奥、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阿曼达·贝伦格尔（Amanda Berenguer）、格拉迪斯·卡斯特尔韦基（Gladys Castelvecchi）、萨兰迪·卡布雷拉（Sarandy Cabrera）、卡洛斯·布兰迪（Carlos Brandy）和翁贝托·梅盖特（Humberto Megget）等。

可以肯定的是，伊达·维塔莱为她那一代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她与那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刊物《Marcha》周刊、《Asir》和《La Licorne》杂志以及《El País》和《Época》日报都有密切的合作。她曾多次参与出访与交流活动，这对她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于1955至56年间到访法国，并在那里获得奖学金；于1964年和1967年两次到访古巴，在那里担任美洲之家奖项的评委，并参加了“与鲁文·达里奥会面”的活动。1959年古巴革命突然爆发，乌拉圭并没有置身事外。例如，对于贝内德蒂来说，古巴革命的目的是促使那些经常躲在学识背后的作家踏足政治意识之中。尽管如此，维塔莱并没有与任何政党或文学潮流结盟。与此同时，她的新诗集不断涌现，其中包括：《给出的承诺》（Palabra dada，1953年）《每个人在各自的夜晚》（Cada uno en su noche，1960年）和《行走的听众》（Oidor andante，1972年）。

在安赫尔·拉玛看来，在伊达·维塔莱作为诗人成长的决定性年代，乌拉圭的特点是自由主义的瓦解，而这个国家本应在“英国的赞助和法国的熏陶”下进一步完善自由经济和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有评论家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乌拉圭自由制度的意识形态掘墓人。这种行为非常独特，知识分子为提高意识以对抗当权者而做出的贡献很少有如此重要的时候。拉玛总结说，在众多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努力中，诗歌就像前行中的先锋队，宣告了乌拉圭社会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和新状态。

事实上，维塔莱的诗歌正是她那一代人的核心使命：构建一个参与性的、坚定的知识主体。这就将其他主体，如民族主体，或在该作者的具体情况下，女性主体，置于次要地位。后者尤为重要，因为正如华盛顿·贝纳维德斯（Washington Benavides）所指出的那样，在乌拉圭的诗歌史上，女诗人有着毋庸置疑的杰出成就。这得益于乌拉圭中产阶级众多，对文学研究持鼓励式态度。一百多年来，乌拉圭的女性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在豪尔赫·奥斯卡·皮肯海因（Jorge Oscar Pickenhayn）提到的60多位杰出女性中，有诗人德尔米拉·奥古斯蒂尼（Delmira Agustini）、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和萨拉·德·伊巴涅斯（Sara de Ibáñez）；散文家阿尔莫尼亚·索默斯（Armonía Somers）；上文提到的“批判一代”成员；以及其他当代作家，如诗人玛洛萨·迪·乔尔奇奥（Marosa di Giorgio）和诗人兼散文家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Cristina Peri Rossi）。

1973年6月27日，乌拉圭发生了军事政变，第二年，伊达·维塔莱流亡墨西哥。她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很轻易地便融入了该国的文化活动，并与《Plural》和《Vuelta》等杂志以及《El Sol》和《Unomásuno》等报纸合作。她在墨西哥出版了新诗集《硅的花园》（Jardín de Sílice，1980年），以及选集《Fieles》（1977年）和《Entresaca》（1984年）。对她而言，这次流亡甚至可以说是“有益的”。1985年，军事独裁统治宣告失败，她重新回到乌拉圭，为《Jacque》周刊撰稿，并成为《Poética》和《Maldoror》杂志的编辑。她很快发现，军事镇压所造成的创伤无法轻易被治愈，于是，她于1989年移居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在那里与《Posdata》和《Letras Libres》杂志合作。她经常在墨西哥和乌拉圭之间往返，这是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年也是她多产的岁月；她撰写并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永恒的梦境》（Sueños de la constancia，1994年）《对不可能的谋求》（Procura de lo imposible，1998年）《无限的缩减》（Reducción del infinito，2002年）《屏风的ABC》（El ABC de byobu，2002年）《特莱玛》（Trema，2005年）《空缺与筛选》（Mella y Criba，2010年）和《最小的雨夹雪》（Mínimas de aguanieve，2015年）。她在奥斯汀一直工作到2016年，随后又重新回到乌拉圭，现居蒙得维的亚。

在伊达·维塔莱的诗歌中，知识主体的构建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采用了否认客观现实存在的理想主义美学。与“批判一代”中的其他人一样，维塔莱对世界持开放式的态度。不过，尽管她的诗歌为读者提供了她个体性的见证，但她也是乌拉圭当代诗人中最不具自传性的一位。她的诗歌鲜少描述具体的经历，自我表达也非其核心目的。她反对将文学作为一种模仿式的体验或具体世界的再现。因此，她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寻求平衡；她既关注内心世界，也关注外部世界。

伊达·维塔莱的诗歌主题将思辨能力置于情感之上。因此，她的诗歌从根本上处于浪漫主义的边缘，拒绝过分炫耀情感。安娜·卡瓦列（Anna Caballé）补充道，她的诗歌还揭开了反讽的神秘面纱，因其对确定性和现有定义持怀疑态度，她更喜欢制造问题、提出分歧、指出差异。因此，她所传达的信息是隐晦的，需要读者主动参与意义构建的过程，这绝非巧合，与其说是指代性的，不如说是暗示性的。然而，维塔莱绝非刻意晦涩难懂，读者完全可以从表面上理解她的诗歌。在维塔莱的诗歌世界中，复杂的主题以一种浓缩的方式呈现，巧妙地捕捉到了诗化主体的物质性和神秘性、直接性和抽象性。

伊达·维塔莱的诗歌将知识主体放在首位，以表象本身为中心，不仅试图让所指变得可见，也试图让符号变得可见。拉斐尔·库尔托瓦希（Rafael Courtoisie）认为，维塔莱始终关注词语本身，因为词语具有局限性，会编织谎言，但词语的强度及其危险性却成为了一种生命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读者见证了“语言的磨损”，并增强了对“语言有着暗示隐秘心境而非直抒胸臆的力量”的认知。维塔莱自己也曾坦言：“世界上有很多过于满足的人，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总能更进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认为语言可以表达一切，语言所表达的是幽灵，是其他事物的幻影。”而她的诗歌恰恰试图以简洁的方式证实这种努力的实用性和美妙性。

https://latinamericanliteraturetoday.org/2019/11/ida-vitale-or-brilliances-intellectual-subject-katherine-hedeen-and-victor-rodriguez/

原文发表于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Today,第12辑

发表时间：2019年11月

原文作者：Katherine M. Hedeen, Víctor Rodríguez Núñez

中文译者：程显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