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新书《半夜鸡不叫》刚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展台，柜台前就围了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这名字怪眼熟啊”，有人低声嘀咕。的确，半个多世纪里，“周扒皮”三个字早已成了旧社会恶地主的固定标签，如今忽然有人为他翻案，自然惹人侧目。
时间往前拨回到1948年冬，辽宁瓦房店黄店屯村的夜风刺骨。周春富屋里点着油灯，他把当天收来的苞米箩筐数了一遍，又记在账本上。有老乡回忆：“老周人黑瘦，舍不得点煤油，灯芯常常烧得扑闪。”据县档案馆的不完全统计，周家大概有地四十来垧，另有一处染坊、一口油坊和一爿小卖铺。以东北当时的标准，这只能算“小地主”，比复县那位坐拥七千多亩的陈维礼差了好几个量级。
1950年春，高玉宝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山路上向一位老先生请教写字的事，在战士们眼里，这个“小老高”认字像要命。第二年，他把“土改见闻”和“当长工的旧账”写成初稿寄到中南军区政治部。郭永江看完拍案叫绝，却对高玉宝说了一句：“人物得集中，故事得尖锐，写四个地主不如写一个。”这句话成为后来“周扒皮”独占罪状的关键。
修改稿时，两人曾有过一次简短争执。郭永江指着手稿说：“这里四个人的坏事掺在一起，读者记不住，干脆都算到一个人头上。”高玉宝犹豫：“那名字呢？”郭笑了下：“随便取个化名。”可高玉宝图省事，还是写下了“周春富”。几年后，此名随作品风靡全国，也让真实的周家后代背起沉重包袱。
1952年国庆，毛主席在怀仁堂敬酒时称呼高玉宝为“战士作家”，在场的人无不羡慕。小说的政治价值、教育意义瞬间拔到最高点，“半夜鸡叫”从此进入大众记忆库。试想一下，连续二十多年各类教辅、电影、墙报都在重复同一情节，谁还会去考证那只鸡叫得是否科学？
孟令骞查过不少农学资料，他发现公鸡半夜打鸣并非不可能，但在东北冬季零下二十度的夜里长工摸黑下地干活，的确不合常理。采访王义帧时，老人摇头：“夜里黑灯瞎火，锄头往哪挥？”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质疑，足够动摇童年记忆里“必然真实”的故事。
周春富的结局不算光彩。1949年初，土改工作队进村，他被列为“恶霸地主”，群众斗争会上遭到殴打，在一次深夜批斗后气绝身亡。那一年高玉宝正在部队随军南下，两人没任何交集。周家的后事草草结束，村里人忙着分地、修堤，很快无暇多谈。
高玉宝晚年受访，被问起“周扒皮”真伪，他停顿几秒说：“写书那阵儿，我只想把苦给说出来，当长工的血汗不能白流。是不是非得叫周春富？当时真没多想。”这句半带无奈的回答，道出了典型化创作与个人命运交错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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