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731部队全称“‘满洲’第731部队”，是日本于1936年6月25日成立，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部队，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其前身是细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别称“加茂部队”、“奈良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等。
形成背景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已经开始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并对此作过设想和计划。
1918年后，日本参谋本部下令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细菌武器。但后来曾一度中断。在731部队设立之前，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东京科学研究局研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后因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计划最终失败。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为摆脱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内矛盾，日本内阁和军部制订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对外国策。鉴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现状，日本军部开始思考开发节省资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并很快成为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企图通过战争侵占中国，并“北进”击溃苏联，“南进”打败英美，以称霸亚洲、争霸世界，这样一个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对新武器的渴求更加紧迫。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生产力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且极端缺乏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日本军部遂提出以总力战的体制，建设高度防化国家，即通过科学家协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强日本的战力。
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早在1925年6月便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但曾看到纳粹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情报的日本军医少佐石井四郎，深感日本没有细菌武器是“国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别是当他了解到
14世纪中叶，欧洲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灾害使各国统治者至今心有余悸时，更增加了对鼠疫菌研究的兴趣，认为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应该单独研究并仅有的一种武器。因此，石井四郎以细菌战可以解决战争中的人力和武器资源不足的困难，极力鼓吹准备细菌战的必要性，并认为创建细菌战部队刻不容缓。石井四郎的主张很快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的推荐，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梶[wěi]塚[zhǒng]隆二等人的支持。
发展历程
细菌研究室
1932年7月5日，日本陆军省颁布陆满普受第3575号文件，允许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中设立了“细菌研究室”，来自京都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一批医学专家组成了细菌研究室的核心人员，在石井四郎的带领下，开始研究细菌武器。1932年12月，依据陆满普第2635号文件，日本陆军投入经费208989日元，将“细菌研究室”扩建成为“防疫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在细菌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变电室、仓库及用于细菌研究与细菌生产的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防疫研究室的核心成员的研究内容主要为生物学和细菌学，涉猎格特内杆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霍乱菌的专项研究。
加茂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政权“满洲国”，此时日本的细菌战研究也进入到大规模试验阶段。为了得到大量且能够任意处置的试验材料，1933年至8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迁移至哈尔滨市，并在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秘密设立了细菌实验场，化名为“加茂部队”。因是一位名叫中马的日军大尉管理此试验场，所以此地别称为“中马城”。“中马城”占地600平方米，内设有监狱，研究室，焚尸炉、火药库、办公室，兵营，仓库，驻车场等设施。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架设两道铁丝网，其中一道为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有一座坚炮楼，墙外两米半宽的护城壕。中马城的正门朝北，通过门前的吊桥进入，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
1933年8月，“中马城”发生暴动，30多人越狱，他们投奔抗日联军后，揭露了“中马城”的罪行。但日军心存侥幸，仍在这里继续进行实验。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马城”转移。原在“中马城”的日军撤回到加茂部队本部“南栋”，即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加茂部队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以生产滤水器为招牌，秘密进行着细菌研究活动。
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功晋升为陆军军医中佐。次年，加茂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选址，意图建立更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5]1936年6月25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设立关东军防疫部，表明细菌战部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的在编部队，因此这一天成为了731部队的创设纪念日。入驻特别军事区
1938年6月，加茂部队除第三部和诊疗部留在南栋外，其余几部开始从南栋向哈尔滨平房区迁移。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命令。平房区120平方公里划为特别军事区，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由平房镇、日本空军8372部队、731部队营区等军事基地及周边区域构成，所在地居民被强制迁移或限制出入特别军事区域。1939年，“加茂部队”正式移驻距哈尔滨平房地区的特别军事区域。
平房镇主要建筑物有70余座，中心建筑为本部办公大楼和四方楼细菌实验室，其余还有特设监狱、铁路、机场等设施，核心区域面积约6.1平方公里。甲号区域为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地段包括731部队周围5公里左右地域；乙号区域为一般控制区，为甲号地段以外的115平方公里的区域。哈尔滨市公署设立了平房特别地区事务所、平房特别地区日满协和会、平房警察驻在所。哈尔滨宪兵队派出了平房特别地区日满队驻守平房地区，加强了细菌研究基地的保密性。为加强对特别军事地区的管制，本部外建有高2米、长5公里的围墙，墙体设有高压电网，墙外设防护沟；特别地区边界外1.5千米处各交通路口均有军用地界碑，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其区域。
为加强对特别军事区域的管制，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凡年满16岁的，必须领有伪香坊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才准予入内。由于731部队规模庞大，2000多名中国劳工被雇在此工作，劳工出入特别军事区，必须随时携带“劳务身份证明书”，以便随时接受军、警、宪、特的检查。
731部队航拍的“四方楼”（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
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伪满国军”在诺门罕一带发动对苏蒙军的对战。这场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的“边境纠纷”很快升级为大兵团作战。为了占据战争的主动权，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731部队参战的三个方案：一是向蒙苏蒙军阵地发射装有感染炭疽菌弹丸的炮弹；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空投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三是派出“敢死队”往哈拉哈河里投撒细菌和毒品。
由于当时731部队对鼠疫菌、炭疽[jū]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不确定，但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很确定，所以，石井四郎建议以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为投撒重点。
731部队的兵要地志班对诺门罕附近的地质地貌情况进行详尽调查，形成了诺门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势及地质（道路、河川、湖沼、湿地）》调查报告书，详尽分析了诺门坎附近、囊括乌尔逊河、哈尔哈河、克鲁伦河、贝尔湖等湖沼湿地的地势地质情况，绘制了精密的谋略示意图，并在地图上标出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饮用水源。最后经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对战争形势的考量，决定在日军败退的时候实施细菌武器，并确定使用了方案三。为此，石井四郎抽出200名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以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参战，同时，又以第二部为主，组成了以碇[dìng]常重为队长的敢死队。
1939年7月12日，敢死队背负着特殊器材，潜入到哈拉哈河旁的松林中，隐蔽在草丛里。当他们把橡皮船充好气，搬上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后，快速驶向河中心，并投撒下约22.5公斤的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溶液，投撒完成后，两名军官还提取了水样，测试了水温和流速，并作了试验记录和拍照。 7月13日午后，日军部队及伪满国军的部队开始使用经过石井滤水器滤过的水。但此次细菌战并未如日军所愿，反而自食其果。日军中有1340人感染了伤寒病、赤痢病、霍乱病，而调查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于他们自己投撒的细菌，不仅如此，此次细菌战还造成了日本关东军内疫病流行。尽管日本在诺门坎战役中大败，但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却受到日本军方的表彰，并获得了四级金鵄勋章和陆军技术有功奖。
“满洲”第731部队
1940年8月1日，关东军防疫部正式变更代号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设八个部，只有第三部设有滤水器制造厂和细菌弹壳制造厂，开展一部分“防疫给水”业务研究，其余各部门均以“防疫给水”之名，准备实施细菌战及人体试验。
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部队及机关都以番号命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变更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随着731部队主体机构设施和规模的日益完备，机构研究内容也逐渐成熟，731部队细菌战机构体系至此形成并确立下来。
1941年8月，石井部队和各支部统称为“‘满洲’第659部队”，位于平房的本部称为“‘满洲’第731部队”，牡丹江支部称为“‘满洲’643部队”，孙吴支部称为“‘满洲’第673部队”，林口支部称为“‘满洲’第162部队”，海拉尔支部称为“‘满洲’第543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称“‘满洲’第319部队”。
1940至1942年发动的细菌战
1940年吉林农安细菌战和农安大赉细菌战
1940年6月初，731部队先后在吉林农安和农安大赉[lài]实施细菌战。6月中旬，农安县城发生鼠疫，造成三分之一的住民向外逃亡。同期，农安大赉县18户家庭发生，鼠疫患者有22人，其中16人死亡。次月，大赉城区开始发生鼠疫，54名患者全部死亡。
1940年浙江细菌战
1940年7月，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丙字第659号”命令，临时成立由1名将校官和39名下士官组成了第一批远征队，以“奈良部队”为名，在石井四郎的亲自带领下，前往浙江宁波地区实施细菌作战。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日军曾六次从空中向宁波市开明街及附近的河流和蓄水池投放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以及5公斤染有鼠疫功的跳蚤。
10天之后，731部队又组织了一百余名医务、摄影人员，去往宁波疫区，换上中国服装，乔装成医务人员，给中国的疾病患者诊疗，并发给药品。到达疫区后，731的人员到河川、水井等地方取样并观察村庄，进行细菌污染程度的调查。他们还在细菌实验地捕来包括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分析细菌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但日本的这场阴谋随即被识破，并被公诸于众。在中国人民强烈的谴责之下，731部队的检疫班人员匆忙地返回了哈尔滨平房。
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州县用同样的手段，撒布混有跳蚤的麦粒、粟子等物。经过检验，投放的跳蚤确系“人鼠共同蚤”。在日军投下麦粟物的38天后，该地陆续发生鼠疫，22人不治而亡。次年，衢州的鼠疫波及到义乌县，直至1943年，鼠疫仍在衢州周边地区流行。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日军再次在宁波县上空撒下带有鼠疫菌的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该地发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接着陆续发生了鼠疫，99个感染鼠疫的患者，仅2人存活。
1940年11月26、27日，日军先后两次在金华鼠疫菌，致使金华及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均有鼠疫蔓延，造成438人染病，361人死亡；同12月10日，日军又在上虞县散布鼠疫菌性的细粒；同年12月19日，四架日机在汤溪县投下鼠疫菌。
1941年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
1941年春，731部队遵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破坏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枢纽城市常德以及沿铁路交通线地区”的命令，派出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率领、共计100人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一带以空投的方式，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的发生，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11月4日，日军又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8天后，出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入院36小时后死亡。接着，鼠疫开始在市区蔓延，波行到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仅石公桥镇就有80多人因鼠疫而死。1941年11月至1945年底止，常德因鼠疫受害死亡人数达7643人。
1941年4月21日，日军又在浙江新登空投下白色絮状物。这一年，新登的细菌灾难波及温州，温州几乎每时都有人死亡，整个城市陷入极度的细菌恐怖之中。同年12月19日，日本又在诸暨散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网状物和棉花等物。
1942年浙赣铁路的细菌战
1942年5月，浙赣战役打响，日军在占领金华、衢州、玉山、广丰、丽水等地后，奉司令部令，要对浙赣铁路沿线的三个机场进行破坏。为了使被破坏的机场无法复建，日军大本营命令731部队以“浙赣行动”为名，进行细菌战。1942年8月，731部队与南京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荣”字第1644部队，将盛有炭疽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等约130公斤的细菌瓶子，利用空投与地面投放两种方式，在玉山、金华、浦江等城市投放。据资料记载，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霍乱受害者共1006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伤寒、副伤寒受害者共2174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痢疾受害者共514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炭疽受害者共264人；浙江云和县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共766人；浙江义乌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共1131人。
1998年至2000年，衢州开展专项调查，认定529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人死于霍乱，2272人死于伤寒与副伤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细菌战受害者中有男性3748名、女性1546名，其中10岁以下儿童871名，死亡年龄最大的83岁，年龄最小的仅3个月。
731部队溃逃
1942年4月，731部队宪兵室在劳工组织中成立“协同防谍班”。1943年12月，平房特别军事区城事务所扩大，平房警察驻在所成立，平房宪兵分遣队改称为派遣队，归哈尔滨宪兵队直接领导，731部队宪兵室也归哈尔滨宪兵队直接领导。1944年8月，平房附近的正黄旗四屯发生鼠疫；同年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成立了“协防班”。
1945年，随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溃败，石井四郎意识到日本大势已去，因此在年初即制定了731部队留守人员名单。为了掩盖其罪行，731部队在溃逃前将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最后一批未被试验者先用毒气杀死，后用火焚烧尸体；来不及烧毁的尸体，则全部秘密投入到松花江中。然后又将所有设施炸毁，重要的物资和核心资料则被带回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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