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非经手，退休不问事”——就在南京博物院文物处置争议持续发酵之际，85岁的前院长徐湖平突然打破沉默，一句回应将事件推向新的对峙焦点。一边是票据上清晰的“徐湖平”签名、6800元的处置金额，另一边是“非鉴定专家、与调剂无关”的明确否认，再叠加庞叔令“五找四仍缺一幅”的追索现状，这场横跨半世纪的文物纠纷，终于从“账物去向”之争，聚焦到“签字责任”的核心拷问。
要理清这场罗生门，时间线是最好的线索。1959年，庞莱臣家族将137件“虚斋旧藏”无偿捐赠南博，其中便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1961年、1964年两轮鉴定后，含《江南春》在内的5件作品被定为“伪作”；1997年，南博申请调剂这批“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经省文化厅批准后，于5月8日将《江南春》拨交江苏省文物总店，拨交记录上赫然签着“徐湖平”的名字；2001年，这件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的文物，以6800元价格卖给一位登记为“顾客”的买家；2025年，《江南春》以8800万元估价现身嘉德春拍，引发舆论哗然，庞叔令追查后发现5件文物“调剂”去向成谜，经追索找回4件，仍有1件下落不明。
如今徐湖平的发声，恰恰戳中了事件最关键的矛盾点。他强调自己2008年退休后“近20年不再过问外界事务”、“并非书画鉴定家”，试图切割与古画调剂的关联。但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他仍多次出席书画展览并登台发言，“不问外界”的表述与事实存在出入；更核心的是，作为当时的南博院长，拨交记录上的签字绝非无意义的程序性动作。即便如他所言未参与具体鉴定，在文博系统的管理流程中，院长签字通常意味着对调剂申请的审批认可，代表着对这一行政行为的管理责任，而非单纯的“见证签名”。
这场对峙的背后，是三重无法回避的核心疑问。其一，签字责任的边界到底在哪？当年的调剂报告由谁提出、复核鉴定由谁组织、6800元的估价依据是什么？会议纪要、出入库凭证、文物影像底稿等关键档案是否完整，必须靠原始材料说话，而非“记忆模糊”的口头辩解。其二，未归位的那幅古画究竟流向何方？“五找四”的结果已证明账物存在缺口，从南博出库到后续流转的每一个交接环节，都需要精准追溯，不能让国有文物在“调剂”名义下凭空消失。其三，“顾客”身份为何至今成谜？2001年的销售发票刻意隐去买家真实信息，这位神秘买家是否与文物后续高价现身拍卖市场有关，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亟待调查厘清。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博系统的文物调剂、交换确实存在监管漏洞，估值体系与国资保护标准远不如当下严密，但“时代惯例”绝不能成为违规操作的挡箭牌。如今《文物保护法》早已明确馆藏文物流转需全程可追溯，捐赠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更受法律保护，即便当年的流程符合彼时规定，也需接受当代制度的复核与公众的审视——毕竟，无偿捐赠的文化瑰宝，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闲置物品”，其去向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
随着徐湖平的发声，事件已从民间追索推向了责任认定的关键阶段。目前，江苏省文旅厅已成立专班调查，玄武区法院也已开庭审理相关诉讼，但要真正平息争议、修复公信力，还需迈过三道坎：一是成立涵盖文旅、纪检、审计及第三方文博机构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公开账册、鉴定报告、流转记录等核心档案，让信息透明化；二是严格拆分“鉴定责任”“审批责任”“经办责任”，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人与职责边界，不让任何一方以“非专业”“记不清”推卸责任；三是彻查文物流转全链条，从南博调剂到文物总店销售，再到后续拍卖市场出现，逐一锁定触点，排查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能缺席。徐湖平的回应让事件焦点更加清晰，也让调查的必要性愈发凸显。无论是为了告慰捐赠者的赤诚之心，还是为了守住文博系统的公信力底线，都需要调查专班以铁腕之力一查到底。当所有原始档案被公开、所有责任被厘清、所有文物去向被锁定，那些隐藏在票据签字背后的疑问，终将得到明确答案，而文博系统也将以此为鉴，筑牢文物保护的制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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