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轻飘飘的玩笑话，有时候比真刀真枪的子弹还伤人。
1935年6月，川西高原上的懋功，两支隔绝已久的红军队伍终于抱在了一起。
漫山遍野都是“同志”“战友”的呼喊声，许多人哭得跟孩子一样。
一边是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另一边是兵强马壮、把川陕根据地经营得有声有色的红四方面军。
这场会师，怎么看都是天大的喜事。
可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气氛里，一件挺不是滋味的事发生了。
在一场欢迎中央红军的干部聚会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瞅了瞅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半开玩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嘴里冒出一句：“老罗，你这军团长咋就带这么几个人？
我看啊，这兵力也就当个营长差不多嘛！”
这话一出口，周围的吵嚷声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
罗炳辉的脸，瞬间就挂不住了。
这位可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高材生，从军阀部队里反出来闹革命，一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硬汉。
他手下这个军团，编制听着吓人，可人确实不多了。
但这话听在耳朵里，不光是看不起他罗炳辉，更是把他手底下那些拿命趟出一条路的兵，都给看扁了。
那股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拳头在袖子里捏得咯吱作响。
可他最后什么也没说，硬是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
他只是把头扭到一边，看着远处连绵的雪山，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比雪山上的石头还沉默。
这句不经意的话，就像一道裂缝，撕开了两支部队之间看不见的隔阂。
它背后藏着的，是一场误会，一种傲慢，和即将到来的、让无数人扼腕叹息的巨大危机。
要弄明白这话为什么这么扎心，得先把时间往前倒一倒，看看这两支部队在会师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先说红四方面军。
他们在总指挥张国焘的带领下，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硬是打下了一片天。
他们在通江、南江、巴中那一带，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有自己的兵工厂，有医院，有学校，老百姓也支持他们。
队伍是越打越壮，会师的时候，有五个军的番号，实打实超过八万人，枪支弹药充足，士兵个个精神头十足。
因为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对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了解不多，道听途说，传言满天飞。
传得最神乎其神的一个版本，就是“中央红军有三十万大军”。
“三十万天兵天将”，这个数字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心里，简直就是神话。
所以，当得知要和中央的队伍会师时，他们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劲，准备好了用最谦卑、最崇敬的姿态，去迎接这支传说中的“老大哥”部队。
可真见了面，所有人都傻眼了。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中央红军，哪有三十万的影子。
这支队伍破破烂烂，许多战士连双囫囵的鞋都没有，用烂布条裹着脚，在雪地里留下血印子。
人人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军装打满了补丁，颜色都洗得发白了。
人数清点下来，连两万都不到。
这也不能怪他们。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浩浩荡荡八万六千多人。
可这一路上，为了突破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光是湘江一战，部队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元气大伤。
之后又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
哪一仗不是在刀尖上跳舞？
能活着走到懋功的，都是铁打的汉子。
八万多对不到两万。
这个数字对比太强烈了，强烈到足以让一些人的心态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国焘在亲自检阅了中央红军的队伍后，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很复杂。
他找到周恩来，貌似关心地问了一句：“恩来，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何等人物，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不对劲。
他不动声色，平静地回答：“我们还有三万。”
他特意多说了一万，就是想给疲惫的中央红军撑点场面，保留一点分量。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巨大的实力差距是明摆着的。
一种“中央不行了，还是我们人多枪多”的想法，开始在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中悄悄抬头。
那位对罗炳辉说出“营长论”的指挥员，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把心里话说漏了嘴。
他可能觉得这只是句玩笑，但在罗炳辉听来，这比打他一耳光还难受。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手下那“一点兵”，是怎么来的。
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承担的是最苦、最危险的任务——殿后。
整个一方面军的行军队形里，他们永远是走在最后的那一个。
主力部队轻装简行，急着摆脱追兵的时候，是罗炳辉带着他的战士们，在后面构筑阵地，用血肉之躯挡住敌人几个师、几个军的疯狂进攻。
主力部队过了河、翻了山，又是他们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伤员病号，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最后还要把桥炸掉，迟滞敌人的脚步。
他们就像一把大扫帚，把整个长征路上的麻烦都扫到自己身后。
从江西出发时，红九军团有一万一千多人，兵强马壮。
可走到懋功，就剩下那么一小撮了。
其他人呢？
都倒在了路上。
每一个活下来的兵，身上都背着好几条人命的债。
他们人是少了，但魂还在，那股子从尸山血海里磨练出来的战斗意志，比钢还硬。
所以，那句“当个营长还差不多”，戳痛的不仅仅是罗炳辉的自尊，更是对整个红九军团、对整个中央红军万里长征血泪史的无知与轻慢。
罗炳辉选择了忍。
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知道这个时候闹起来，亲者痛仇者快。
两军刚会师，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内部要是先起了矛盾，那还谈什么北上抗日？
他的沉默，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高级将领的党性体现。
他相信，事实会说话，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事情，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会师带来的喜悦很快就被路线之争的阴云所笼罩。
张国焘依仗着自己人多枪多，越来越不把中央放在眼里，最终发展到公然闹分裂，带着实力占优的红四方面军和一部分中央红军部队，悍然南下，想去四川另立山头。
他和他手下那些一度意气风发的将领们，很快就尝到了苦头。
南下的路，正是中央红军拼死逃出来的那条绝路。
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早就张开了口袋等着他们。
曾经威风八面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百丈等地，一头撞上了铁板。
一场场血战下来，部队损失惨重。
曾经的八万大军，短短几个月就折损过半，只剩下四万人左右。
饥饿、寒冷、疾病，加上打不完的恶仗，让这支部队彻底体验了一遍中央红军经历过的苦难。
到了1936年，南下路线彻底破产，走投无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带着残余部队掉头北上。
当他们在甘孜与从湘西突围过来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并最终抵达陕北，与中央红军再次汇合时，当年那支八万多人的雄壮队伍，只剩下不到四万人了。
这时候，相信那位曾经对罗炳辉开过玩笑的指挥员，如果他还活着，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
他终于亲身体会到，长征的艰难，不是靠数人头就能算清楚的。
他也终于明白了，罗炳辉那支“寒酸”的部队，为什么人少，却能让所有人心生敬畏。
罗炳辉没有等到那个道歉。
他后来在新四军屡建奇功，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
只可惜常年征战，积劳成疾，1946年在山东病逝，年仅49岁。
而那位出言不逊的四方面军将领，也走完了他的军旅生涯。
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当年的那句轻率之言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忏悔：“我欠着罗炳辉一句道歉啊！”
这一句迟到了几十年的道歉，穿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
它为一个军人的荣誉，也为那段兄弟之间令人痛心的分歧，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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