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总理任期，中央为何配了31位副总理？这盘大棋，你看懂了吗？|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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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一个让全国都感到寒冷的消息传开。周恩来总理，走了。这个国家的“大管家”突然离去，留下的担子，重如泰山。谁来接？ 2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到了4月，正式成为总理。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刚经历过巨大动荡、百废待兴的庞大国家。资历、经验，在那个局面下，都显得单薄。于是，一个建国以来最庞大的“辅佐天团”开始组建。短短4年多，中央先后任命了31人次的副总理。 31…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事儿吧，得从1975年的1月说起。那时候，周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必须住院。繁重的工作，他一个人实在是扛不住了。所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央就一口气任命了12位副总理，帮着他分担。这个名单，就是华国锋接手时的“家底”。这12个人，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这个名单，简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切片”，你仔细品品，成分太复杂了。

第一位，邓小平。他当时刚复出，身兼数职，党、政、军一把抓，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就是“总管”，主持日常工作。他一上来就大刀阔斧地搞“整顿”，想把生产和秩序拉回正轨。这在当时，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第二位，张春桥。他也是“坐火箭”上来的，管的是文化、思想那摊子事，在当时分量极重。他的思路，和邓小平的“整顿”，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这俩人同时在副总理名单里，这棋局，就透着一股子“拧巴”。

第三位，李先念。这位是“老资格”了，从1954年起就当副总理，一当就是28年。他在国务院，那就是“定海神针”，主管经济和财政，国家的钱袋子一直在他手里攥着。不管外面风怎么刮，国家的账本、家底，得有人看着。李先念就是那个“看家人”。

第四位，陈锡联。上将军衔，军方代表。他当时还主持着中央军委的工作，分管国防工业和军队事务。一个国家刚经历动荡，军队的稳定是头等大事。陈锡联在副总理团队里，就是压舱石之一，确保枪杆子不出问题。

第五位，纪登奎。他也是个关键人物。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后来调到中央，管过组织、政法，还管过农业。算是个“多面手”，处理各种棘手的内部事务，经验很足。在那个复杂的局面下，需要这种能“和稀泥”也能“下重手”的角色。

第六位，华国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12个副总理之一。他管的是什么呢？公安、政法。这是“刀把子”，是维持秩序的底线。他从地方到中央，一步一个脚印，为人低调，做事稳重，这也是他日后能被选中的重要原因。

第七位，陈永贵。这位，就是“明星人物”了。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当家人”。他代表的是“农业学大寨”那个响亮的口号。一个农民，直接当上副总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他主管全国的农业，那几年，他穿着标志性的白毛巾，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他甚至搞出了“分田到户就是倒退”的调子，这在日后，都是要被推翻的。

第八位，吴桂贤。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能手”。她也是劳动模范出身，直接被提拔，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她当时才37岁，代表的是“工人阶级”。根据当时的指示，她和陈永贵还得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回原单位，三分之一去调研。那会儿的任命，就是有那会儿的逻辑。

第九位，王震。这位老将军，不只是能打仗，搞建设也是一把好手。他抓铁道、管农垦，都是硬骨头。尤其是新疆的兵团，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脾气火爆，但干活是实打实的。

第十位，余秋里。更是重量级，长期在石油和计划部门，是国家工业布局的“操盘手”之一。 “大庆精神”就是他抓出来的。他管的是国家计委，说白了，就是全国的“生产总调度”。

第十一位，谷牧。主管对外经济和基本建设。在那个年代，敢于提出“引进”思路，那是要担风险的。谷牧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他一直在琢磨怎么从国外搞技术、搞设备，把国家的工业底子打厚。

第十二位，孙健。相对年轻，也是从基层上来的，管的是工业生产。他算是“技术型”的工人代表，和吴桂贤那种“劳模型”还不太一样。

你看这12个人。有“总管”邓小平，有“思想家”张春桥，有“老管家”李先念，有“军方”陈锡联。有“技术官僚”余秋里、谷牧，也有“工农明星”陈永贵、吴桂贤。这哪里是一个“团队”，这简直是那个时代所有矛盾的“集合体”。这个班子，就是华国锋在1976年春天，真正要面对的“辅佐天团”。

时间很快到了1976年。这一年，天翻地覆。 1月，周总理走了。 4月，邓小平又被撤销了所有职务，这是他第二次“下课”。华国锋在4月7日，正式被任命为总理。他这个总理，当得可不容易。他名义上的副总理团队，是1975年那个名单去掉邓小平和自己。还剩10个人（张、李、陈锡联、纪、陈永贵、吴、王、余、谷、孙）。这个团队，内部的“山头”林立，思路完全不统一。

张春桥，那时候正得意，他代表的“左”的思路，几乎控制了舆论。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这些“实干派”，想抓生产，但动不动就被扣“帽子”。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明星”，还沉浸在“典型”的光环里。华国锋夹在中间，他要稳住局面，难度可想而知。

他能依靠的，更多是李先念这样的“老资格”，还有陈锡联这样的“军方”支持。李先念当时的作用，真的是“定海神针”。他管着钱袋子，不管怎么闹，吃饭、发工资、搞建设，这钱得一分一分算。没有李先念在后面顶着，那个摊子早就垮了。

余秋里和谷牧，也是在“夹缝”里搞建设。余秋里死死顶住压力，要保住“计划”的严肃性，要保住石油、煤炭这些“粮食”的生产。谷牧更难，他想从外面“引进”，但在那个“自力更生”的调子里，这简直就是“叛逆”。他1975年搞的“22套大化肥”设备引进，在当时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就是这批设备，日后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穿衣”大问题。

王震，老将军，脾气不好，他可不管那些“虚”的。他抓的铁道，必须通车；他管的农垦，必须打粮。谁敢挡路，他就敢骂娘。

纪登奎，他管的政法、组织，更是个“火药桶”。他得处理各种“案子”，平衡各方“势力”，这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陈永贵和吴桂贤，这俩“代表”，当时反而成了“负担”。他们不懂经济，不懂全局，只会用“大寨精神”和“工人阶级”来说事。陈永贵甚至在全国推行“普及大寨县”，搞得很多地方“瞎指挥”，农民苦不堪言。吴桂贤呢，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一个纺织女工，突然去管全国的工业、卫生，这步子扯得太大了。

这个“辅佐天团”，就这么“拧巴”地运转着。华国锋在中间，能做的，就是“抓纲治国”，先稳住，别出乱子。他更多的是扮演一个“调停者”和“维持者”的角色。

直到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张春桥，这个副总理团队里的“重量级人物”，连同他的“小团体”，一起被“隔离审查”了。这一下，12人的名单，又少了一个。华国锋这下，总算是能“松一口气”了。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更严峻的“烂摊子”。 “四人帮”被打倒了，但国家的方向在哪里？经济被折腾得千疮百孔，老百姓的“怨气”怎么平？那个“11人”的班底（去掉张），还是没法给出一个答案。陈永贵、吴桂贤还在高位上，这说明“老路子”的惯性还很大。国家，迫切需要一次“大手术”。

这个“大手术”，就发生在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个关键的节点，意味着国家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华国锋继续被任命为总理，而他身后的副总理团队，也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和重组。这一次，定下的是13位副总理。名单是：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

你仔细看这个名单，就能发现大门道。第一，邓小平，强势回归。他不但回来了，还在13人名单里排第一，这信号，不言而喻。他回来，就是要继续他1975年没干完的“整顿”，要“拨乱反正”。

第二，“明星”下去了。 1975年名单里的吴桂贤、孙健，这俩“工农代表”，这次彻底“出局”了。陈永贵虽然还在，但排名已经靠后，他的“大寨模式”也快走到头了。这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治国，光靠“热情”和“典型”是行不通的，必须靠“专业”。

第三，“专业队”上来了。这次，新任命了5个副总理，这5个人，每一个的上任，都代表着一个强烈的信号。

第一个，徐向前。开国元帅，这分量不用多说了。老帅出山，担任副总理，还兼着国防部长。这和陈锡联的留任一起，构成了军方的“双保险”，目的就是两个字：稳定。国家要搞建设，国防必须稳如泰山。有元帅坐镇，这军心，就稳了。

第二个，耿飚。耿飚的任命，就更特殊了。他主管的是外交事务，同时还兼着中央军委秘书长，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说白了，就是又管“文”又管“武”。那个阶段，中国正准备打开国门，外交工作千头万绪。美日建交、中越摩擦…全都是“硬骨头”。让耿飚来抓，就是看中了他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他也是日后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第三个，方毅。这个任命，简直就是“春雷一声”。方毅主管的是科学技术。 1977年刚开了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 1978年，方毅就当了副总理，还兼着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这个信号太明确了：国家要重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方毅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知识分子”摘帽，恢复他们的名誉。科学院的院长当副总理，这事能小？

第四个，康世恩。能源和工业方面的“行家”。中国是工业大国，但底子薄。康世恩是搞石油出身的，抓经济、抓工业是他的强项。他当时兼着国家计委主任，后来又去管石油工业部。让他当副总理，就是要把国家的工业生产，尤其是能源这块短板，赶紧补上。 “没有油，车跑不起来，机器转不起来，搞什么建设？”

第五个，陈慕华。她是当时13人里唯一的女性副总理。她接替了吴桂贤的“女性代表”角色，但内涵完全不一样了。陈慕华是实打实的“业务型”干部，长期搞经济工作。她兼任的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还要抓旅游。 “对外经济”，这四个字在1978年，简直就是“风向标”。这说明，高层已经不满足于“自力更生”了，开始琢磨着怎么跟外面做生意，把外汇搞进来。

你看，这13人的班子，老将（李先念、邓小平）、元帅（徐向前）、军队（陈锡联）、工业（余秋里、康世恩）、科学（方毅）、外交（耿飚）、外经（谷牧、陈慕华）、农业（陈永贵）、铁道（王震）、政法（纪登奎）… 一个萝卜一个坑，各管一摊，架子搭得严严实实。这个阵容，和1975年那个“过渡”班底比，目标性强了不是一点半点。风向，是真的变了。

如果说1978年3月的13人班子，是吹响了“转向”的号角。那从1978年底开始的一系列增补，就是彻底踩下了“加速”的油门。那个13人的班子，还是有些“旧时代”的影子，比如陈永贵、纪登奎、陈锡联这几位。但国家要发展，光靠这些还不够。尤其是经济建设这台大戏，需要更多懂行、有经验的“老法师”回来镇场子。

1978年12月，第一个增补的副总理来了：王任重。王任重长期在地方主政，搞经济、抓农业都是一把好手。他上来，也是主管农业，但思路和陈永贵那种“抓典型”的模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他是“实事求是”派，要的是“产量”，不是“口号”。他的上任，就是去“纠偏”陈永贵留下的“农业问题”。

紧接着，到了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这次，一口气增补了4位副总理：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这4个人的名字，往那一放，分量就太重了。

陈云，这位是管经济的“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从建国初期，他就是财经工作的总管家，抓“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他的思路，就是“精打细算”，讲究平衡，不搞冒进。他提出的“鸟笼经济”，意思就是“搞活经济可以，但不能出了国家的‘笼子’”。在那个刚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年代，国家太需要他这种“稳”了。陈云的复出，不只是多了一个副总理，是把整个国家经济工作的“定盘星”给请回来了。

薄一波，又是一位“老财经”。他也是建国初期的财经大员，管过财政，抓过工业。思路开阔，执行力强。他一回来，就去筹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摆明了就是要重振“制造业”。让他回来，和陈云、李先念这些人搭班子，就是要在经济领域“重整山河”。

姚依林，同样是搞经济、搞商业的“大拿”。他长期在商业部，对物资流通、市场规律，门儿清。国家要搞活经济，光会生产不行，还得会“做买卖”。姚依林就是来补这块短板的，他后来还管着国家计委，把“计划”和“市场”开始往一块捏。

姬鹏飞，这位是外交战线的老将。他当副总理，兼着国务院秘书长，等于是给总理当“大管家”，协调各部门。外交出身的人，看问题周全、细致，干这个活儿最合适。

你看，1978年底到1979年夏天，增补的这5个人（王任重、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没有一个“工农代表”，全都是经验丰富、能力超强的“业务型”和“元老型”人物。尤其是陈云、薄一波的回归，信号再明显不过了：这个国家，不折腾了，要一心一意搞经济了。这个庞大的“辅佐天团”，人数还在增加，但重心已经彻底转了过来。

这还不算完呢。到了1980年4月，又增补了两位副总理：赵紫阳和万里。这两个人的上任，可不是简单的“加人”。他们俩，是带着“试点经验”来的。

万里，在安徽当家。他顶着压力，在农村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结果呢？安徽的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老百姓总算能吃饱饭了。他这是给中国的农村改革，趟出了一条血路。

赵紫阳，在四川主政。四川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他也在农村搞改革，同时还在城市里给企业“松绑”，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四川的经济一下子就活了。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话可不是白叫的。

把这两位搞“试点”最成功的“封疆大吏”调到中央，提拔为副总理。这意图简直是写在脸上了。高层对他们俩的“试点”成果，非常满意。这是要把安徽和四川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啊。他俩的加入，给这个副总理团队带来了最缺的“一线改革经验”。

就这么着，从1975年留下的11人（华国锋任总理后），到1978年重组的13人，再到1978年到1980年4月陆续增补的7人（王任重、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赵紫阳、万里）。这前前后后，三波人，总共31人次的任命。（注：此为原文描述的计算方式，即11+13+7，包含了职务的延续和重叠）这个堪称“豪华”的团队，围绕在华国锋周围。这个团队，见证了中国从“抓纲治国”到“拨乱反正”，再到“改革开放”的全部“起跳”过程。

这个庞大的班子，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过渡”即将完成。人马配齐了，方向定准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舵彻底交给新一代的“操盘手”。 1980年9月，还是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总理职务。这个决定，是他自己提出来的，理由是“兼任职务过多，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这个姿态，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胸怀的。

同时，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这几位“元老级”的副总理，也一起辞去了职务。这个动作，意义更不一般。他们的理由是，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让更年轻的人上来。这几位“老法师”，亲手把自己“请”下了台，就是为了给“规矩”开个头。这波操作，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那次啊，这个31人次的庞大班子，就是为了在那个特殊时期稳住大局。结果呢？局势是稳住了，但也让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必须转向。靠“抓典型”的老路子，已经镇不住新场子了，国家要发展，老百姓要吃饭，就必须换思路。这个念头，在1978年那“5张新面孔”加入时，就彻底明确了。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赵紫阳被任命为新一任总理。同时，又增补了3位副总理：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但这3位，已经不属于华国锋任期内的“辅佐团队”了。他们是赵紫阳新班子的成员。

这一下，大伙都知道，国家机器要换轨道了。但换轨道，可不是一个人喊句话就行的。得有人在前面探路（像万里、赵紫阳），得有“老法师”在后面压阵（像陈云、薄一波），得有“专家”管住摊子（像方毅、康世恩），还得有“元帅”看好大门（像徐向前）。这个31人次的团队，就是这么一个“各司其职”的产物。